“公版了。今年估计凯鲁亚克要充斥图书市场。”一个月前，豆瓣网友“李小骚”在凯鲁亚克代表作《在路上》页面留下这句短评。

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生于1922年，1950年，他的第一部小说《乡镇和城市》出版。1957年的《在路上》问世后，凯鲁亚克成为“垮掉的一代”代言人，跻身二十世纪最有争议的知名作家行列。根据《伯尔尼公约》规定，作家去世达到一定时间，其作品不再受著作权法保护，出版发行无需授权。我国著作权法将这一时间限定为50年，即作家去世50年后，其作品进入公共版权领域。逝世于1969年的凯鲁亚克，其作品于2020年1月1日起进入公版。

杰克·凯鲁亚克

去年岁末，多家出版机构就已晒出各自的新版《在路上》封面。今年1、2月间，记者发现，至少有5个版本《在路上》已经“在路上”。

公版书重译，并非出版市场的新鲜事。近几年外国文学公版书重复出版达到高潮，以最热门的《小王子》为例，市面上有不少于70个版本。“看厨师的水平，炒冷饭也能变出好菜色。公版经典不是简单的‘肥肉’，切忌吃相难看。”一位出版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出版机构若不心存敬畏，慎重对待，很难赢得读者青睐。

《在路上》这样走进中国

《在路上》第一个进入公众视野的译本在1990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译者之一陶跃庆曾回忆，翻译这本书是在1988年夏天，当时他还是研究生二年级在读，与师姐何晓丽分头翻译，“读完整部作品才发现，这部情节之平淡、结构之混乱、文字之粗俗、俚语俗语之频密，完全超出我们对一部一般文学作品的想象”。整个暑假，陶跃庆给自己定了每天翻译5页的目标，不管多艰难必须完成，“支撑我的就是书中与我当时正好契合的躁动而又强烈的青春的激情”。

《在路上》1990年漓江出版社出版，有网友认为，“这个版本虽然封面恶俗，却是最好的版本”。

1992年10月，我国成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成员国。这是我国出版界开始走向世界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所有成员国著作版权受到成员国保护，即要使用某个成员国的某部作品，首先应征得该著作版权所有者的同意并购得版权，方可出版。200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签下凯鲁亚克系列作品的简体中文版版权，邀请翻译家王永年翻译《在路上》原始版本，整个系列还有《达摩流浪者》《地下人·皮克》《孤独旅者》《特丽丝苔莎》等20多种。

《在路上》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竞争编辑质量还是营销套路

名家名作一旦进入公版书领域，无不成为竞相追逐的香饽饽。去年当当网公布的数据显示，其销量前五十的图书中，公版书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从2016年的9%上升至2018年的15%，增长超过60%。

设置公版期本意是为了让优秀著作以更便利的渠道、更丰富的形式惠及读者，让经典在时光长河里散发光辉。外国文学版权的经营一方面看眼光，能不能在版权费相对低的情况下，签下有潜力的作者作品长期经营，另一方面，进入公版领域的作品，本身不存在版权支出压力，也无需获得权利人授权，利润空间大了，但竞争更为激烈，更考验编辑花费的心思。

一大波“在路上”的《在路上》

近年来，确有部分机构将所谓经典重译当作主打生意，所费心力不在编辑本身，而是在营销套路上。“史上最强”“语言最优美”之类的宣传语，屡屡出现在这些作品的封面或腰封之上。眼花缭乱的复译版让读者难以分辨、无从选择。

“并不是说，复译本的价值一定低于首译本，像《莎士比亚全集》《尤利西斯》等难度高、周期长、收益小的复译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出版人、青年翻译家黄昱宁曾表示，业内诟病的“复译本”是指那些重复翻译多次、徒具商业目的的译作。

不要让重复出版成为资源浪费

“一般读者很难分清原作版本的来龙去脉，也很难判断译作质量的优劣高下。除了少数具有研究性目的的读者，很少有人会买来多个版本对比。因此，一旦购入翻译质量不佳的版本，很可能丧失对原作的信心。”一位业内人士如此表示。对于拥有多个译本的名著，译本优劣往往是读者讨论的焦点。“这个译本到底好不好？”常有网友希望已经读过的读者能给出推荐。

在翻译领域，大量资源涌入复译，知名度尚待累积的现当代作品，尽管翻译的难度高、风险大，译者取得的回报却远不如复译。这种失衡局面下，大量中青年译者面临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资深出版人贺圣遂认为，公版书承载了优秀文化基因，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对公版作品有序开发与深加工，让各版本充分接受检验，有助于繁荣图书市场。假若出版人缺乏责任感，仅仅奔着利益而去，重复出版无疑是一种浪费。

文化评论人韩浩月认为，以什么样的态度出版公版书，可以衡量一家出版机构是否值得信任与尊重。

“这本书如果换作几周前，我会觉得是毫无意义的……但在最近的疫情面前，面对书中人物的自由、浪漫、无畏，突然有了具象的向往。”在一本新版《在路上》的豆瓣页面，网友“沈入忘”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