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艺萍 沈玮玮 

古代关于野生动物的规范均以确保君主对动物的独占（占有）、独享（使用/收益）和独断（处分）为目标，并非以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为目的。

当前，疫源性动物因新冠肺炎疫情引发高度关注。虽然古人一直都有“病从口入”的传统认知，但因知识不足，尚未在疫灾暴发和食用野生动物之间建立因果关系。

古人对食用动物

与疾疫暴发的认知

古代交通闭塞，人口密度不大，对病毒传播形成了天然的隔离屏障，加上能够接触动物的猎户活动范围有限，即便因食用野味发生了疫情，也不会大规模传染。对此，史料难以捕捉到因食用野味而暴发疫灾的情形，仅有零星记载食用野味后不染疾的个例。

最早因食用野味中毒的案例当属《清华简》之《赤鸠之集汤之屋》所载伊尹为汤王烹饪野味赤鸠羹之事。商汤夫人纴巟经受不住诱惑，为了不让伊尹告发，迫使伊尹一同偷吃。商汤得知后，伊尹被迫出逃，在路上竟昏迷不醒。这很可能是他在处理赤鸠时感染所致。三国魏时，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中烦懑，面赤不食，华佗为其诊治。“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虫数升，欲成内疽，食腥物所为也。’……吐出三升许虫，赤头皆动，半身是生鱼脍也，所苦便愈。”（《三国志·陈登传》）陈登因食用野味而得怪病。亦有食用蝙蝠而亡的病例，李时珍《本草纲目》载：“伏翼（蝙蝠）……仙经以为服之令人不死者，乃方士诳言也。按（宋代）李石《续博物志》云：唐陈子真得蝙蝠大如鸦，服之一夕大泄而死，又宋刘亮得白蝙蝠白蟾蜍合仙丹，服之立死。”可见唐宋皆有人食用蝙蝠中毒。明清多有笔记记录食用动物后立即发病的案例，清代学者徐承烈《听雨轩笔记》记载为迎接乾隆辛未年春的南巡，杭州有司在修建亭阁时“辟土而下，见一池址”，发现有鱼，“其状似鲤而无目”。两个石匠将其煮熟食之，“肉似麻筋，毫无鱼味”。食罢，突然浑身浮肿，第二天一人“皮肤碎裂，黑血漂流而死”，另一人因求医及时，“仅得不死”，但头面和身体表面皆作皲纹，宛若鱼鳞一般。

以上记载颇有传奇色彩，传统医学无法给出合理解释，只能以中毒死亡的个案对待，不能引发对公共卫生的关注。经历代名医总结，大量的医学著述中皆有食用动物的方术指南，说明古人对饮食致病的机理尚有了解，只是未深究疫灾与食肉的关联。

古人食用野生动物

相关的律令规范

由于对野味与疫灾的关联不甚了了，朝廷很少出台禁食野生动物的法令。自西周以后多设置虞衡等机构来管理山林川泽等，且有专职“迹人”管理禁猎政令，禁猎成为古代与食用动物相关的最普遍做法。违反者早期处以极刑，后世有所轻纵。如春秋《管子·地数》载：“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以此确保动物资源能被君王持续利用，鲁宣公的故事说得最清楚不过。鲁宣公因夏季捕鱼被大夫里革劝谏道：“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网罟，贪无艺也。”（《国语·鲁语上》）可见禁猎为的是保护幼兽，便于长大再利用。

只要无碍君权运转——包括有碍皇家脸面和与国家争夺战略资源，朝廷断不会对野生动物的交易进行干预。唐中宗在位时安乐公主喜好百色鸟毛织裙，“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到开元二年（714）玄宗就下令，“悉命宫中出奇服，焚之于殿廷，不许士庶服锦绣珠翠之服。自是采捕渐息，风教日淳。”（《旧唐书·五行志》）野生动物若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朝廷更会出手。例如《元典章·兵部卷》规定不得买卖海青、鹰、鹘，否则买卖双方均为犯罪，“卖了底人，有罪过者；买底人，有罪过者。”元代打捕户专为皇室及诸王捕猎禽兽，但规定不准私下卖。

除了捕猎、买卖和利用某一类特殊的野生动物有碍皇权统治外，古代律令以禁捕鸟虫鱼蛙居多，很少管控其他稀见野生动物。帝王通过禁猎、放生等法令最终是为了在“德泽禽兽”的表象下加强皇权。（孙方圆：《北宋前期动物保护诏令中的政治文化意蕴》，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6期）总之，古代关于野生动物的规范均以确保君主对动物的独占（占有）、独享（使用/收益）和独断（处分）为目标，并非以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为目的。

英国做法借鉴

完全禁食野味落实到立法上十分简单，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陷入执法不力和监管松弛的困境。倒不如在猎捕、贸易和食用上严格法律规范，对此崇尚狩猎和食用野味的英国人可以提供参考。

英人遵从狩猎传统和饮食方式，从猎取种类到狩猎方式，法律从不缺席。早年间的英国类似于古代中国，仅规范狩猎对象和捕猎时间。随后，英国则不断细化，中国则几乎停滞，除了处罚有所减轻之外，内容几乎不变，这与古代中国对动物的认知有关。古人将动物放在道德而非科学的层面上关注，而不把动物视为独立的一门科学。英国政府早就为狩猎者建立了猎物“白名单”，规定了从业资质认证制度，并具体规定了剥皮、分解和存储动物的标准。行业协会则提供了相应的行为指南，英国食品标准协会于2015年修订的《野味手册》更加完善，涉及野味类型和不同的交易系统，着重规范野味食用的方方面面。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发力，确保食用野生动物的生态安全。

（作者分别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