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国际劳动妇女节，我们想从“月经羞耻”开始，具体地谈谈性别平等。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女性医护人员生理期用品供给问题，让“拒绝月经羞耻”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一轮从月经到妇女权利的讨论。这个话题在去年的妇女节中也曾被提及。当时，全球统一码联盟（The Unicode Consortium）刚发布Emoji 12.0版不久，其中新增的月经专属表情，被视为推动性别平等的一个进步。

“这都2020年了，我觉得90年以后出生的人不会有月经羞耻这个东西吧，就很正常的生理现象”——当一项关于“月经羞耻”的问卷调查在豆瓣上发起后，这个回答获得了最高赞。但从9000余人的投票结果来看，情况并不如豆瓣友邻们预想的乐观。

仍有近三成的投票者，无法和朋友或父母坦然地聊月经，或需要以遮掩的方式来处理经期上厕所或购买卫生巾的事宜。

而在这份调查所涉及的问题之外，“月经羞耻”可能会过滤女性的生理期用品需求或身体不适。比如一线女性医护人员为了节省防护服，将本该2至3小时更换一次的卫生巾延长使用8小时。而青春期的女生则会忍受经期的不适，坚持跑完800米。

“月经羞耻”和性别平等有什么关系？

我们习惯从大处着手探讨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

联合国推出了“性别不平等指数”，来衡量全球各国的性别平权状况。这个指数主要由三大指标计算得出：生育健康（孕产妇死亡率、未成年生育率）、赋权（议员比例、学历）和经济状况（劳动参与率）。

其最新结果被公布于《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中国有一些亮眼的表现，比如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处于靠前位置。

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女性仍未在教育、劳动力市场和政治活动中得到足够平等的待遇。

这一结果如何才能被改变？答案很简单，在教育、劳动力市场和政治活动中，给予女性平等的权利。那么如何在这些领域保障女性权利呢？没人能给出一个同样简洁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许多更为具体的问题。

“月经羞耻”，是其中之一。当女性的生理期需求因“月经羞耻”被避而不提，这种看似只在精神层面发挥作用的羞耻感，可能会进一步阻碍女性争取教育、收入、政治参与等一系列平等权利。

比如，极端的情况是，一名女性可能因为支付不起卫生巾等生理期用品而旷课或辍学。这件事发生于印度、尼泊尔和非洲诸多国家，也发生在英国。

英国的全国教育工会（The National Education Union）曾公布过一项数据，2018年因买不起生理期用品而在经期旷课的英国学生有13.7万；她们害怕衣物被经血污染，在公共场所引发尴尬。而在肯尼亚，有些女孩甚至会通过性交易来换取卫生巾。

当一名女性无法体面地应对经期问题，她或许会难以正常参与社会生活，进而也将无法收获平等的受教育权、收入和政治参与权等更上层的需求。

具体地谈论女性议题，有什么意义？

我们可以通过2019年一些社会事件，来看女性正在面对的具体问题。比如产后女性的生理狼狈，女性在学校、职场、公共场所遭遇的性骚扰，女性在家庭内部受到的暴力威胁，女性在家庭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一角色对其职业生涯的影响。

与“月经羞耻”一样，这些问题可以被进一步划归至教育公平、收入公平、政治参与公平等大话题之下，而在实现这一系列公平之前，它们需要先得到解决。

产后复出的演员汤唯因为尿频被搭档吐槽工作不够投入，美妆博主宇芽因男友的暴力威胁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生活在噩梦之中”，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历时四年才在性侵民诉案中获胜，此前她一度被逐出日本媒体圈并遭受语言暴力和身体威胁……

如果我们忽视这些个体面对的具体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她们在身体、心理和社会生活参与上施加的影响，也就很难有效地讨论性别平等。因为无论是产后生理问题、家庭暴力还是职场性骚扰，均可能成为实现性别平等进程中的路障。

更聚焦的讨论，有助于推动问题的解决。

当性骚扰案件因为缺少独立案由很难被起诉的状况被正视，最高法院最终新增了“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的独立案由，这有助于遭受性骚扰的个体更好地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利。当女性医护人员的生理期用品需求被聆听，卫生巾和安全裤得以顺利运送至抗疫一线，更好地保障了女性医护人员的正常工作。

“性别平等”很容易成为一句空谈。借着妇女节的契机，从尝试思考女性的具体需求与困境开始，学会尊重生活中的不同个体（包括男性、女性和性少数群体），会是一个不错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