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明确区分疾和疫，不具备传染性的疾病被称为疾，而流行性传染病被称为疫或疠等。殷墟甲骨文已有“疟疾”“疾年”等记载，“疠”字可见于《尚书》《山海经》和《左传》。自公元前770年到清朝灭亡的2681年中，有明确记载的疫灾之年共669年，即平均每4年暴发一次。具体到各代，疫灾暴发概率在清朝近82%，明朝为61%，元朝和南宋约33%，魏晋南北朝和北宋约20%，疫灾有越来越频繁之趋势，其中魏晋南北朝达到第一高峰期，南宋至明清进入第二高峰期。
疫灾一般是在水、旱、虫、震等自然灾害之后发生，或因季节失调，或因战争发生，类似于猎食野味暴发大疫则没有记载。古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认为这是瘟神作怪，或认为是阴阳失和所致。大约到宋朝才有人提出病气导致了疾疫，明朝的吴有性则认为疫病是异气（戾气）所感，他于1642年编纂的《温疫论》指出传染途径是“有天受（空气传染），有传染（接触传染）”。那么，古代中国疫灾是如何报告与处置的呢？
疫情报告
历代帝王从来不敢对疫情掉以轻心。睡虎地秦简《封诊式》提供了秦朝上报疫情的线索：“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五（伍）丙，告曰：‘疑（疠），来诣。’……令医丁诊之……”这不仅意味着秦朝已经确立了详细的疠疫诊断标准，而且要求疫情从基层及时上报。
疫情上报制度到宋朝已经十分完善。皇祐四年（1052年）正月，全国诸路疫病流行，宋仁宗下诏规定“比诸路饥疫相仍，朕念徭赋科调之烦，百姓未获休息，庐巷疾苦，或不得闻，转运、提点刑狱亲民之官，其思所以救治之术，条列以闻。”然地方上报极少，仅三天后再次发布上谕：“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其下合门、通进银台司、登闻理检院、进奏院，自今州县奏请及臣僚表疏，毋得辄有阻留。”（《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三）皇帝对疫情之重视可见一斑。
隔离救治
疫情暴发后，隔离是最基本且直接有效的防控方法。秦朝已将隔离纳入法律实践的考量，如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载：“疠者有罪，定杀。定杀可如？生定杀水中之谓。或曰生埋，生埋之异事。”这当是受科学防疫手段所限的无奈之举，只能将患者定杀生埋。秦汉时还有一种通过唾液传播的皮肤传染病“毒言”，爰书记录显示：“某里公士甲等廿人诣里人士五（伍）丙，皆告曰：‘丙有宁毒言，甲等难饮食焉，来告之。……讯丙，辞曰：‘外大母同里丁坐有宁毒言，以卅余岁时（迁）。丙家节（即）有祠，……亦未尝召丙饮。里节（即）有祠，丙与里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杯（杯）器。甲等及里人弟兄及它人智（知）丙者，皆难与丙饮食。”不同患者如有日常接触，患者也当自动隔离，这说明秦朝已经在基层普及和贯彻了隔离之法。
汉承秦制，且开始主动施药干预疫情，汉平帝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即专门腾空舍第隔离患者，集中治疗。疫灾高峰期的魏晋更是设计了许多理性的防疫机制，达官贵胄皆要隔离防疫，即便有碍日常政务运转。京师甚至可以“废朝”。《晋书·王彪之传》载东晋“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无不染。若以之不复入宫，则直侍顿阙，王者宫省空矣。’朝廷从之。”在疫情频发之际，隔离已经成为定制，然对确实关乎帝国运转的直侍则可例外，这是不得已的铤而走险。对于严重者还可启动快速通道，“疾疫者以医驰马救疗”。
隋唐时期，主动防疫的体系更加健全，中央设太医署主管医政，包括疫情防控，每年根据时令准备伤寒、疟疾及金疮之药，与疫苗和药物研发有些类似。地方则更不落后，贞观三年（629年）令诸州治医学，开元十一年（723年）更具体要求诸州各置医学博士一人，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甚至详细到各州按人口比例配置医生，十万户以上州置医生20人，万户以下置12人，“各于当界巡疗。”（《唐会要·考下·医术》）大量的官办养病机构如病坊在宋朝涌现，可作临时隔离之所。例如熙宁九年（1076年）赵汴治下的越州大疫，“为病坊，处疾病。”（《元丰类稿·越州赵公救灾记》）同年，朝廷设立太医局卖药所，下设和剂局和惠民局。和剂局统一生产药品并定价，谨防假冒和囤积，惠民局则在疫期无偿施药。
巡诊施药
自汉朝起，官方就有派遣医官巡诊，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施药，这几乎成为抗疫的惯例。东汉元初六年（119年）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后汉书·光武纪》）即从中央直接派太医到地方巡诊，直接派发药品。建武十四年（38年）会稽再次发生大疫，死者万数，太守钟离意“独身自隐亲，经给医药，所部多蒙全济。”（《后汉书·钟离意传》）父母官置生死不顾而独自深入疫区实属难得。史上多有感染而亡的官员，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三国志·司马朗传》）疫灾频发的南宋都城临安在绍兴十六年（1146年）夏和二十六年（1156年）夏两次发生疫情，十六年夏“分遣医官循行临安疗病者，于秋乃止。”二十六年夏“高宗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宋史·五行志》）
除了“柴胡制药”外，朝廷会直接给出药方指导防疫。同时，亦采“以毒攻毒”的中医防疫理念，最典型如治疗天花。明末清初即将天花患者的痘痴研粉吹入健康人的鼻孔中，使其感染获得免疫力，称为人痘接种术。康熙曾下令“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庭训格言·六十》）又据清朝俞正燮《癸巳存稿》载：“国初有查痘章京，理旗人痘疹及内城民人痘疹迁移之政令，久之，事乃定。”可见康熙对天花疫灾防控之力度。18世纪末谢清高《海录》回忆道：“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清朝已经建立了严格的边境检疫制度。
与医疗救治相配套的是，皇帝会减免赋税，或录囚大赦天下，或祷告斋戒祈福，可谓既问苍生又问鬼神。典型的如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春下诏曰：“自诸道水旱害天，疫疾相断，宵旰罪已，兴寝疚怀。……其诸道应灾荒处疾疫之家，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与本户税钱三分中减一分；死一半已上者，与减一半本户税。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事毕条疏奏来。”（《全唐文·文宗四》）官府为保证疫区生活，更会开仓放粮、调配物质救助。朝廷则缩减开支，杜绝行乐，过紧日子以抗疫。
来源：浙江法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