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6日，是刘海粟先生诞辰124周年的纪念日。当天晚上，一场特别的纪念活动在刘海粟美术馆举行——馆方特别邀请上海美术学院马琳教授做客直播间，以研究者的角色用三段故事来回溯刘海粟先生的欧洲之行。
马琳重点讲述了刘海粟策划举办“中国现代展览会”的经过与影响，并探讨了文献展的做法以及在疫情期间，美术馆的“云展览”和“云观展”如何继续发挥公共教育职能。
直播现场
他成为携作品参加法国秋季沙龙的第一位中国人
刘海粟在《欧游随笔》有2篇文章，分别记录了他看法国春季沙龙和秋季沙龙的情况。他认为春季沙龙“绘画多庸劣，雕刻未见奇伟，工艺未见瑰丽，遍观全部作品，亦不过与日本之帝展相类耳”。他直言：“春季沙龙自五月一日开幕，愚往观数次，遍历各室，穷极其微，若渺无所睹，而生于我心，触于我目者，每厌极而去。绘画之丑劣平凡乃有不可言状者，即求端正真实之学院派作品亦不可得，乃叹夙昔所闻之谬。扼要论之，春季沙龙会场之宏大，布置之清丽，实甲天下，除此二事，无可惊美焉。”
对于法国秋季沙龙，刘海粟在《一九二九年秋季沙龙》中写道：“1929年法国秋季沙龙盛况空前，那气象实在庄严。我想凡是看过秋季沙龙的人，总能感到那样伟大的生命。在秋季沙龙闭幕之后，三个月之中，我依次看过法兰西现代展览会、独立展览会以及冬季沙龙，渐渐愈感到秋季沙龙的伟大。”他提到秋季沙龙的代表人物马蒂斯、德朗、凡·东根、弗拉芒克等，刘海粟认为他们是二十世纪艺术的急先锋。刘海粟说：“所以现代的、真的、有意味的艺术，必定是向着动的、活的那里进行，由创作的方面建立一种人生。不过在艺术知识极不普及的中国，有多少人能懂得色的美、形的美、艺术内存的生命和深奥的节奏？他们是以描头画角为美的，以描写历史、传说、或道德的画，算高尚的画题。他们只知浅薄的外形，全不明白艺术的真义。就是一般自命为画家的人，也充满着这般俗见，而以描写死的外形，崇拜官学派的末技而自以为得意。”
1929年9月，刘海粟的作品《北京前门》入选秋季沙龙。他以油画方式表现中国艺术的意境。《北京前门》描绘了蓝天衬托下的北京前门闹市情景，这些风景画是刘海粟模仿西洋画的初期作品，已经反映出他不拘泥于中国水墨画的线条与意境，眼界已然关注于西方油画的色彩、造型结构与笔触。
刘海粟还谈了这件作品的入选经过。9月28日，他去公使馆取了一张八年以前的旧作，和傅雷、刘抗等人一起聊起沙龙展，傅雷填了出品志愿书，刘海粟署名H.S.Bai，因为他的乳名叫着“槃”，Bai为“槃”之译名。第二天，他们冒雨将作品送到秋季沙龙办公室，看到很多人，已经有许多作品。刘海粟的号数是7611号，他交了75法郎。一个月以后刘海粟收到了秋季沙龙的通知书，说作品已经入选了，请10月30日下午到会。还附了参观券2张，长期券1张。刘海粟应邀参加了秋季沙龙的开幕式。
这个一年一度的艺术盛会当时已经举办了27届，刘海粟成为携作品参展的第一位中国人，他的东方面孔显得新颖而特别。
在画展上，他见到了马蒂斯等画家的作品。让他分外兴奋，他在《欧游随笔》中写道：“以后我一星期总是要去一次的。每去一次，常觉低徊留恋而不忍离去。”
1930年9月，刘海粟的作品《向日葵》《休息》再度入选秋季沙龙。《向日葵》的色彩和笔触和梵高的《向日葵》非常接近。
展览现场
力排众议举办中国现代展览会，让世界知道中国现代艺术
在刘海粟看来，一个国家是否有现代艺术是衡量这个国家是否进入现代的重要标志。在欧洲期间，日本的展览会宣传很多，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不过刘海粟认为图有其形。当时的欧洲对中国的现代艺术不关注，所认同的多是中国的古代艺术，特别是宋元时期的艺术。这对刘海粟触动很大。他认为中国古代固然博大精深，但现代艺术也有其精华部分。
要让世界知道中国现代艺术。这是刘海粟的愿望。对于如何具体宣传中国艺术，刘海粟已设想好了两个步骤：第一步，征集中国现代绘画作品在欧洲展览；第二步与欧洲各国订约交换展览。说服政府赞助是唯一途径。
1931年3月，刘海粟受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聘请去做关于中国艺术的演讲。他以《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为题做了讲座，随即在法兰克福美术馆举行了一次中国绘画的展览，主要展出的是刘海粟和他朋友的作品，展览引起了德方的极大兴趣。随后使馆邀请德方专家及学者参加，并举行了茶会，刘海粟在现场挥毫泼墨，获得了德方人士的一致称赞。中德双方初步商定于1934年２月在普鲁士美术院举办中国现代画展。中德双方很快构建出整个展览的组织架构，设立了德方与中方展览委员会。德方由德国东亚艺术协会主持，中方由中央研究院主持，并于经费问题初步达成意向，预算6万马克，中德各负一半。展场不收租金，作品运输费、保险费及布展费等由中国承担。
刘海粟于1931年９月18日回国筹备展览，直到1932年的６月，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会议批复了此项提议，拨款4万5千元。筹备委员会在上海开第一次会议，成立筹备处，推选蔡元培、叶恭绰、陈树人、徐悲鸿、刘海粟为常务委员，蔡元培为主席。1933年1月，召开了第二次展览筹备会，确定要效仿第一次全国美展，采用通信的方式来征集作品。根据与德方的协议，展览的作品分成现代与近代两大类，先后有260余人提交了作品，最终共征集到现代艺术作品四百余件，近代名作二百余件。
刘海粟在1930年赴欧之前已经对于展览的具体内容有初步的设想：即展出“中国现代绘画”。将“西画”作品刻意排除在外，只将中国书画作为展览的重点。
在刘海粟组织征集作品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艺术家同行的争议。比如，汪亚尘就对画展审查员的资格提出质疑。1933年11月６日，王棋、李毅士对刘海粟筹备的现代画展提出了质疑，在《申报》刊出启事，对刘海粟筹备的赴德展览作品的征集范围仅限于“现代”有所异议。他们认为，整个展览的范围应该扩展到对于历代艺术珍品的展示，而不应该仅仅只展出现代绘画。因此，他们建议进行第二次征集，并且给出了从故宫博物院选出各代重要作品作为展品及从民间征集收藏品这两种渠道来充实展品的内容。还有一条意见是建议在出国展览之前，做公开预展。并希望刘海粟此次筹备的赴德展览延期举行。为了平息争议，展览筹备委员会决定继续征集，但仍未改变“现代”绘画为主的初衷。
1933年11月13日，刘海粟携第一批征集的350件精品及清乾隆时期的各种颜料、纸、绢、笔墨等画具亲赴德国，７月８日抵达柏林。因为各种手续及印刷品预备不及，最后双方商定展览于1月２0日开幕，３月４日闭幕。共有近350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在展期举办的45天之内，每天的参观人数在四、五千人。在德国的报纸上有五百余篇关于该展览的评论，这次展览不仅在德国引发热议，而且引起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关注。
在近两年的巡回展览过程中，刘海粟一共组织了14场讲座活动，较为系统地向西方观众介绍了中国绘画史、中国近现代绘画和古代绘画之间的联系与差别。通过讲座，刘海粟向欧洲观众和专业人士介绍中国艺术的发展历史及中国绘画独有的特点，从而使观众对中国艺术有了深入的了解。
展览的举办，对于提高我国的国际、文化地位有巨大作用。柏林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是当时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格调最高、范围最广的一次艺术交流，此次展览的举办，获得全德各报称扬，重新燃起一批学者对于中国艺术的兴趣，博物馆里也开设中国现代画展厅。
对于柏林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的体会，刘海粟在日记中写道：“此次柏林中国美展之创办，余始终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去做。当时余在柏林，赤手空拳，没有一点凭籍，要向德方要求同意，这是靠点什么呢？我只是靠我人格的力及几笔墨水。我所认识的，只是要求在全文化中，多少应尽一份力量，影响及于全人类、全种族。”
傅雷与刘海粟《世界美术集》出版
1929年春，刘海粟以教育部特派驻欧洲研究员身份来到法国，其时傅雷就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经友人介绍，傅雷成了刘海粟的法文老师、翻译。
刘海粟一归国，便有一系列举措，如筹备大规模的“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编辑出版《世界美术集》等。其中《世界美术集》的编辑出版，在中国美术界堪称破天荒的事件，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辑出版的世界美术集。它共分七辑，第一辑特郞、第二辑刘海粟、第三辑凡高、第四辑塞尚、第五辑雷诺·阿、第六辑马蒂斯、第七辑莫奈。刘海粟亲自编定其他各集，将第二辑留给傅雷。
由于此次刘海粟展览中只将文献展出，观众看不到具体的文献内容。马琳建议：“文献展应该充分发挥科技的作品，把文献做成电子数据库，在展览中可以用ipad的形式滚动播放。这样可以使文献展的内容得以延伸，使学者的研究工作也提供了方便，同时也改变了文献展单一的展览模式。”
现场，马琳还用iPad演示了傅雷编集的《刘海粟》和刘海粟编集《马蒂斯》这两本书的内容并做了解释和对比。马琳的这一建议也被刘海粟美术馆所采纳，他们表示会在接下来的展览时间内在展览文献旁边增加几个iPad，播放文献档案内容。
用“云直播”的方式纪念刘海粟诞辰特别而有效。马琳认为，疫情期间，美术馆纷纷推出了云展览来吸引观众，这是美术馆继续其公共教育的一种方式。“但是云展览不应该仅仅是现场展览的翻版，云展览应该充分发挥科技的优势，来弥补观感现场感不足这一缺点。”
在她看来，疫情过后，线上展览与线下观展如何相结合，如何更好地发挥公共教育的作用是一个需要来不断深入探讨的话题。“比如、云展览中，策展人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否还需要策展人？假如刘海粟美术馆的文献展还要深入做下去，是否有可能请策展人围绕相关主题，联动不同机构在同一时间直播不同的作品，打破各自机构单独做的局面？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