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彭代辉在报道中的身份是“上海卫健委派出统筹前方心理援助工作的专家”。

本报特派记者曾在武汉采访他。这位冷静而严肃的精神科医生花了半小时细致介绍了各项工作安排，极少提及个人，低调表示：我做的是辅助性工作，建议你们多多关注一线医务人员。

一个月后，记者才无意从他的同事口中得知，其实彭代辉是武汉人，甚至春节前订好了回武汉探亲的车票。

完成任务回沪，彭代辉再次接受采访，显得放松了些，也吐露当初“隐瞒”身份的原因：“觉得没有必要，那样太煽情了。”对他来说，保持理性是高效工作的前提，感性因素要有意识地暂时压制。

实际上，为了不让亲人担心，除了母亲和妹妹，彭代辉也没有告诉更多亲友回乡支援的消息，直到大家在新闻里看到他的名字。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上海援鄂医疗队中，和彭代辉一样家乡是武汉或湖北的队员有20位左右。他们一方面代表上海援助武汉，另一方面本就来自湖北，曾在武汉求学、工作和生活——这种双重身份，让他们的经历了与众不同的心路历程。

即便是心理医生彭代辉，也承认这次的工作状态和平时不太一样。“毕竟面对的是我活了30多年的城市，而生病的，都是我的家乡人。”

归途

2020年1月24日，蒋进军度过了一生中最慌乱的除夕夜。

前一天，武汉封城。中山医院的工作群里开始招募医务人员赴武汉支援，蒋进军立刻报了名。“但什么时候去、要带什么、去干嘛，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要去。”他说。

武汉是蒋进军的医学启蒙之地。他生于湖北黄冈，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学院念临床医学，毕业后留汉工作，加起来在武汉待了9年。那时，他是能说一口流利的武汉话的。

这个全国首支赴武汉的外地医疗队，成员来自上海52家医院，中山医院派出两人，一人是护士，另一人就是医生蒋进军。

尽管医院要求主治医师即可，身为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的蒋进军却认为自己就是合适人选：“我平时负责主持呼吸重症监护室的工作，经常接触重症肺炎患者，而且我对武汉熟悉，在当地开展工作会更顺畅。”

只是他万万没想到，大年三十晚上就要出发，接到电话通知后，他丢下年夜饭的碗筷，朝行李箱塞了几件衣服就赶往医院。

当晚值班的进修医生见到他，很纳闷：蒋老师，您怎么来了？“我要去武汉，现在就出发！”在对方惊讶的注视下，他着急翻找口罩等防护物资。望着蒋进军匆匆离去的背影，进修医生哭了。

“我回来了。”蒋进军一边赶路，一边在大学同学群里发消息，打听当地情况，所有人既惊讶又激动。“他们从感情上不要我来，担心我的安全，从专业上，又希望我来。”

与此同时，征集医务人员驰援武汉的通知在上海各大医院的工作群里扩散。第一时间报名的还有瑞金医院普外科护士钱靖。

她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高中时跟随父母来到上海，丈夫也是武汉人。“全家都很支持我去武汉。从报名那天开始，他们每天都在问我，你怎么还没出发？”她笑着回忆。

考虑到她是个二胎妈妈，有同事劝她别去，但她坚持要去：“我是呼吸科出来的，又是武汉人，这时候我不去谁去？”

2月8日，元宵节。深夜11时，值夜班的钱靖接到次日上午出发的消息。她到家时已是凌晨3时，全家都起来帮她收拾行李。“当时我整个人都很亢奋，脑子里只想着我要去武汉了，我要参加战斗了！”钱靖说，所有行李都是同事和家人准备的，足足三箱。

她的母亲也很快在家庭群里告知武汉的亲戚：女儿要回武汉支援了！大家都给她打气：没事，你回家了，放心！

唯一不支持钱靖去武汉的就是大儿子。知道妈妈“要去武汉和病毒战斗”，这个6岁男孩哭了：妈妈，你要是打不过病毒怎么办？钱靖安慰他：“妈妈有很多战友，我们合起来的力量比病毒大，一定会胜利的。”

到底能不能顺利打赢这场战争？和钱靖同批出发的华山医院急诊科“95后”护士盛玉涛，做好了最坏打算。今年除夕是她妈妈的生日，但因为疫情，她不得不取消了回黄冈的车票。

去武汉前，她甚至把银行卡密码和手机密码发给妈妈：“万一真回不来，你要记住这些。”妈妈一看急了：“你快别瞎说！”

同批队伍中，华山医院肾病科医生鲁琳的支援过程最为曲折——年前从上海回老家襄樊，大年初一又和丈夫驱车回沪，居家隔离14天刚满，再赴武汉。她说，这时候，我们湖北人应该作出表率。

2月15日出发的第四批中医医疗队成员、龙华医院急诊科主任方邦江祖籍湖北襄阳，也抱着“就算回不来也要去武汉”的心态报了名。

这位56岁的老中医高血压十几年，左腿里藏着三颗钉子，第三腰椎也有压缩性骨折，肩周炎去年复发，胳膊抬不起来……妻子极力劝阻，他依然坚持，并号召手下两个副主任一起去。

乡音

车水马龙的马路变得空荡荡，繁华热闹的都市看不到人影……每个湖北籍队员都说，坐在去驻地的大巴上，看着武汉的街景，内心就受到了第一波冲击——这不是他们熟悉的大武汉。

蒋进军上次回武汉，还是因为5年前的同学聚会。去年9月，武汉有一场全国呼吸界的年会，蒋原本要作大会发言，不巧当时在上海抢救病人，未能参加。几个月后，他却以救援者的身份再次踏上这片土地。

从下飞机到进酒店，蒋进军一路上遇到的工作人员，不管穿不穿制服，都向他敬礼。“敬得人心里发毛。”他意识到，此时的武汉已成为战场。

蒋进军随医疗队进驻了金银潭医院——这里汇集了武汉最多的新冠肺炎危重病人。他和同事刚接管病房不到一小时，就走了一个病人。

“我在上海也经常见到病毒性肺炎危重患者，但在金银潭，老病人还没出院，新病人又排山倒海送来。”他说，前两周压力极大，支援难度超出想象。他没有抱怨：“我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因为听得懂武汉话，蒋进军容易和当地人打交道。很多病人、家属是老年人或文化层次不高，不会说普通话，一听他也是湖北老乡，一下有了亲切感，沟通就更顺畅。医疗队规定每天要给家属电话通报病情，上海同事搞不定的，都是蒋进军来。

蒋进军也曾想，假如当时留在武汉做医生，那眼前的这些人可能就是自己的病人甚至亲戚。他记得医院里的一个保洁阿姨，因为经常在污染区和清洁区冲进冲出，说话哇啦哇啦的，让外地队员们摸不着头脑。

只有蒋进军听得出她说的是武汉郊区方言。“后来我跟她说了这个事，就好很多了。我对武汉人的性格比较了解，他们说话语气好像很冲，其实没坏心的。”

乡音总能暖化人心。和蒋进军一样，许多湖北籍队员又“复习”了一回武汉方言，在科室里当起“翻译”。

普陀区利群医院神经内科护士董秋华来自湖北咸宁，曾在金银潭的病房里碰到一位极度焦虑的84岁老人。

老人大半夜在病房突然大吼大叫，闹着要回家，其他护士怎么也说不通，打算用约束带把他绑起来，被董秋华拦住。“我在神经内科见过类似的病人，判断对方可能存在老年痴呆。”后来，董秋华耐心地用不算标准的武汉话安抚老人，对方情绪总算平复。

在雷神山医院，方邦江也碰到一个情绪激烈的病人，对此前武汉一床难求抱有怨气，一直骂医务人员是坏人。方邦江用武汉话主动跟他聊天，才把对方给说通。对方康复出院时，要给方邦江磕头道歉：“我对不起你们，之前骂你们是我不对，你们是好人……”

“我说不需要，我理解你，因为我也是湖北人。”方邦江体会到，灾区病人不仅需要治疗肺炎，还需要予人性化的关爱，常常用家乡话跟病人拉家常。

同窗

彭代辉的职责是迅速制定上海援鄂医疗队的心理援助方案。为了高效准确评估病人的心理状态，他需要尽可能排除干扰因素。从心理学角度，如果穿着笨拙厚重的防护服，双方会产生隔阂感，影响评估效果。于是，彭代辉最初减少了防护等级，进病房时只戴N95口罩和护目镜。

采集的数据和信息是准确了，但彭代辉却被管感控的医生批评得不轻。“回头来看，当时我确实太鲁莽了。”他承认。

是否有熟人被感染，是彭代辉不愿触及的问题。他说：“这在心理学上叫否认，因为我心里很难受，这说明什么呢？”

彭代辉在武汉大学医学院读书8年，许多同窗好友都在当地工作。这次缺药了，他还请同学开车给他送过药。双方隔着两米说了几句话，又转头奔赴各自的战场。

蒋进军的大学同学也全在一线。武汉疫情爆发以来，这些主任、院长都是24小时泡在医院不回家，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其中三位不幸感染新冠，好在后来都康复了。

他到武汉后没几天，就有同学请蒋进军帮忙会诊，他毫不犹豫答应。

此后，蒋进军上班在金银潭，下班赶到其他医院会诊。他对呼吸机有很高要求，会把参数调得非常精细，帮当地做了很多细致工作。到不了现场，他就用微信视频指导，有次折腾了一夜没睡。

有一次他去武汉协和医院会诊，院领导出来迎接这位上海来的大教授。蒋进军说：“我就在这里实习毕业的，能为母校的同事做点事情，我很欣慰。”

“我武汉的同学们工作都很忙，还要反复关心我，提醒你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但其实真正要注意的是他们。他们压力更大，条件也比我们艰苦，但都一直在默默做事，我就特别想帮他们一把，否则真的是干着急。”蒋进军说。

支援期间，蒋进军最为人熟知的事迹就是发明了一次性医用防护鼻罩，可以在就餐时佩戴，达到呼吸道感染防护效果。他说，其实这个发明也和老同学们有关。

他第一次在医院吃饭，和同事们把口罩摘了下来，突然觉得不对劲。因为一直在琢磨同学到底如何被感染，他察觉到这短暂的吃饭喝水时间就是防护盲点。

“清洁区离污染区其实很近，而且医院很多房间的通风条件不够好，很多医务人员在医院待的时间长了，就对很多威胁麻木了。”

蒋进军在群里分享了发明的想法，同学们觉得很不错。在大家的鼓励和建议下，他申请了专利，最终产品在中山医院支持下很快开始量产。拿到鼻罩后，蒋进军立马送了些给一线的同学。

感谢

在武汉的日子里，蒋进军听了太多感谢，却总觉得别扭。

“在我的上海战友面前，我就是个本地人，但我老同学老把我当外地人，老跟你客气，觉得你从上海来的，会不会吃不消？我说还好，我还是挺好养活的。”蒋进军打趣，每次都能把盒饭吃得干干净净，那是久违的家乡味道。

很多队员都说，经历了这次援助，泪点变低了，但蒋进军一直保持着坚强乐观。他很善于调节气氛，总能把压抑的病房气氛调动得积极起来。

他说这也是受到当地医务人员感染。“每次出去会诊，发现当地的医护人员都很淡定，乐颠颠跑来问我问题，大家知道我身份，也觉得亲切，气氛特别真诚友好。”

他难得有流泪的冲动。除了离别那天坐在大巴上，听到武汉市民自发的鸣笛声，还有就是面对病床上的医生同行们。

“每次查房，他们说自己病情之前，总要先表达对医疗队的感激，说什么招待不周。当一个大老爷们跟你千恩万谢的时候，是真的想哭。”蒋进军说。

但他不能哭，因为泪水把口罩打湿，防护能力会下降。这种时候，他总会故作轻松开玩笑：“你不要想那么多！我把你看好，就立了一功了，你就能早点去帮我们一起救更多的病人。”

“其实和当地医务人员相比，外地医疗队做的太少。”“我们接受了太多感谢，真的受之有愧。”……几乎每个受访的湖北籍队员都表达了同样感受。

因不慎滑倒扭伤右脚，方邦江在雷神山援助期间不得不靠轮椅、拄拐代步，但照样每天到医院上班。不过他也和当地人一样，一直对上海同事们表达感谢。

身为病区主任，方邦江进舱第一天，对手下60个医务人员郑重鞠了一躬：“我是湖北人，来武汉是理所应当，算是一名特殊的志愿者，真诚地感谢你们也能冒着风险来支援武汉。”回沪那天，他受邀上台讲话，把这句话又说了一遍。

他在武汉学习、工作十几年，常年在湖北多所高校讲学，在武汉有太多亲友。得知有熟人、同行被感染，他心中难受，常常吃安眠药也睡不着，一个人不由自主掉泪。

但出于感控要求，所有湖北籍队员在汉期间都没能回家和亲友见面。

彭代辉的家就在距离驻地不到五公里的地方，母亲独居一人。妹妹也是医生，在一线奔忙，不能回去探望。母子只能每天短暂视频，报个平安。离开武汉那天，一位志愿者专程来送他，说等武汉解禁了，我帮您去探望您母亲。

“放在平时，我在上海，他在武汉，从事不同行业，我们的生命不可能有交集，但当我们碰到同一种灾难，会觉得彼此是亲人。”彭代辉说，感动之余，他看到了武汉的另一面。

“武汉有码头文化、市井气息浓，武汉人历来是不太服管的，但这次我发现武汉人民真的了不起，碰到大事能这么团结。所以到最后我越来越坦然的面对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武汉真的强大了。”他说。

调研期间，彭代辉常常开车穿梭在武汉三镇之间。他久违发现，原来这些年，武汉城变得这么大、这么美。他只是遗憾，没能见证武汉解封的那一刻，就跟医疗队回了上海。

嘉定区中医院护士肖娟也有个未完成的心愿。“以前都是在武汉转回襄阳，匆匆路过，这是第一次在武汉待这么久，却没能去东湖、武大走一走，不过我已经和当地的医务人员约好了明年再聚，还要住同一家酒店同一个房间！”她笑着说。

蒋进军倒是被老同学们热情邀请过赏樱，但他拒绝了。“他们已经够辛苦的，还是少给他们添麻烦。什么黄鹤楼、东湖、樱花，当时也完全不在我脑子里。”

从武汉回到上海，他的行李箱只多了在金银潭医院的工作证和纪念衫。但他说，最宝贵的东西是电脑里的医疗数据和资料，还有不可磨灭的回忆。

他最难忘金银潭医院外路两旁的桂花树在大雪中绽放。想当年，他在武汉工作的那家医院，也是满院桂花。

那天，蒋进军在朋友圈里写道：“没有什么能阻挡花儿在金银潭边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