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时代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的集合，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标识。它在历史上为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时至今日依然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我们要科学辨析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滋养和智力支撑。

中华传统文化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之根与精神之源，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治国理政价值理念、增强文化自信文化担当，具有重要意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我们需要深化对传统文化的科学认知，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需要以客观礼敬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既要看到它在推动传统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又要明晰它所蕴含的糟粕劣根，更要承认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经过创新转化在当今时代仍具重大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以此激发传统文化的创造活力，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华传统文化在规范传统社会的政治秩序、维系家庭的孝亲观念和培育个体的价值取向等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

其一，传统文化有助于社会稳定的巩固。传统文化是在农业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农业文明，它建构起以孝为本的伦理纲常、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以及物我不分的认知方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虽然不同朝代政权更迭，但由于农业生产的经济基础和传统文化始终保持一致性，使得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因此，传统文化基因和封建政治制度表现出了历史持续性和稳定性，进而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当然，传统文化的自然经济基础、文化自身的政治保守性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压抑经济发展的活力，延缓社会前进的步伐。

其二，传统文化有助于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观念的形成。传统社会建立于血亲关系的基础上，相对于公共社会而言，它是一个以生产劳动为中心的固定血缘和亲属关系的集合体，是一个熟人社会。因此，传统社会注重人际脉络和家族归属，建构起“以孝为本”的家庭关系模式。在生活实践中，个体依赖于家庭，“父母在不远游”“慎终追远，仁德归厚”的行为意识，固化为自古至今的“安土重迁”的思想观念。“国”和“家”在传统社会架构中是“一而二”和“二而一”的关系，国家是家庭的放大，家庭伦理之“孝”体现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理念便是“忠”。当然，统治者“家天下”，以国为“一己之私”，家庭伦理的统摄也会导致公共规范的缺失。

其三，传统文化有助于培育以“德”为中心的个体价值取向。在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认知中，传统文化注重人的德性的形成和培养。《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其中“学”与“习”指的就是对于德性的修养和践行。《大学》亦是如此：“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因此，“君子之德”作为个体道德的价值归宿，是传统文化中着重学习的内容。家庭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伦理规范在国家层面进一步塑造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政治生态，它对维护家庭和国家的伦理政治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传统道德体系中的“政权、族权、夫权和神权”阻滞了个体的自由选择，束缚了人的个性发展。

我们不能否认传统文化的历史效应，也应正视其裹挟的诸如个人崇拜、等级观念、任人唯亲、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缺乏创新等消极要素，更要在甄别、筛选、继承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型和创新，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以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承认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不会否认其现实意义；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也不会抹灭其已有的历史职能。我们应看到，传统文化不是静止的、过去的东西，而是动态的、发展的系统，它的作用呈现出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辩证特征。

从整体来讲，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的重大价值和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和精神保障。现代化并非西化，也无固定模式，但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无法脱离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否则现代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代化惟有通过民族化的形式才能实现，传统文化也只有经过现代化的洗礼方能发展，所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非矛盾对立，而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只能从中华民族的传统出发，在尊重和肯定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探寻现代化可行之路。事实上，传统文化中的丰厚思想遗产，比如以德治国、民惟邦本、和而不同、重德重教、天下为公、革故鼎新等，正在经过创新转型成为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文化资源，成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