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第四版以特别纪念版的形式再次上市，以纪念主译、已故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钟扬。在该书另一位译者、钟扬的学生赵佳媛看来，“与其说是这本书经久不衰，不如说是流行病与人类或明或暗的命运相随。”

“西班牙流感”背后的教训

第一财经：作者说，1918年大流感也是一个关于人们如何改变思维方式的故事，这句话该怎样理解？

赵佳媛：巴里是历史学家，所以他并不是简单重新复盘大流感发生的经过，而是讲了挺多当时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事情。切入点是从美国医学如何发展开始讲的，因为当时美国医学跟欧洲相比非常落后，对医学生的培训门槛非常低，在哈佛这样的名校，一名学生9门课程里有4门不及格，照样拿到医学博士学位。而当时有一批美国学生在欧洲留学过，就想下定决心变革美国的医学教育，以及美国的整个医疗现状。这就是作者关于思维方式变化的第一点，首先是对医学教育做改革。另外一个思维方式的变化是，当政的人在面对流感时要怎么做？是向大家隐瞒还是开诚布公地告诉民众真相？巴里也接受过一些采访，非常强调媒体的作用，政府要向民众坦陈。

第一财经：梅毒15世纪在欧洲暴发时，被称为“法国病”“那不勒斯病”“西班牙疮”等。1918年流感大暴发时，有些美国人认为是“德国特务”坐着潜水艇带到美国来的。这次新冠疫情暴发后，各种“阴谋论”也层出不穷。为何每当有重大传染病暴发，“甩锅”或“阴谋”会甚嚣尘上？

赵佳媛：从科学上来讲，有时真的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包括1918年大流感，巴里认为是从美国堪萨斯州起源的，但是后来不少科学家用新证据表明，大流感真正的起源地可能在别的地方，这些事情目前都没有定论，因为要去追溯病毒起源是很难的工作。有人说可以给病毒测个序、做个进化树来确定病毒起源，但其实没有人能100%保证研究结果一定是可靠的。正因为病毒起源本身在科学上就是有争论的，所以就很容易引起猜测，这时政客如果有某种利益，就会利用这些不确定来达成目的。

第一财经：所以1918年大流感明明是先在美国大暴发，还是被很多人称为“西班牙流感”。流行病命名中的地名，因为涉及歧视或政治考量等因素，向来比较敏感。你怎么看命名问题？

赵佳媛：“西班牙流感”是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比较严谨的学者和作家都会叫“1918年大流感”。当时的美国政府有政治上的考虑，要给民众提升士气，不能影响战争局势，实行新闻审查制度，要把大流感报道压下去。而西班牙在一战中是中立国，当时的西班牙媒体上，这方面的报道最多，造成西班牙发病比较多的错觉，所以才会被命名为“西班牙流感”。之前巴里接受采访也说，当时叫“西班牙流感”并没有什么很刻意的目的，叫法比较随意。但他也提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西方所称的“武汉病毒”，与历史上的“西班牙流感”不能相提并论，”武汉病毒”这一称呼中有刻意的成分。

巴里还说到，媒体在大流行病中作用非常重要，也是双刃剑，既可以通过媒体呼吁民众采取公共卫生措施，也会有人把媒体作为工具，达成其他目的。像“武汉病毒”的说法，其实只是因为最早在武汉大规模暴发而被报道出来，结果被有些人利用了。

历史既相似，也在发展

第一财经：新冠肺炎疫情高峰期的时候，朋友圈有一篇讲1918年大流感的文章流传很广，作者引用黑格尔的话说：“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们不能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从大流感到加缪的《鼠疫》，很多场景在今天都能找到呼应，所以有人会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赵佳媛：其实巴里在接受采访时也提过黑格尔这句话，但他对这一观点不是很同意，因为他是历史学家，不喜欢去预测，觉得要从历史中去学一些东西，所以包括对新冠肺炎疫情，他认为应该等到最后数据都出来了才能说，现在事情还在进程中，没有办法评论。

我的看法是，如果拿中世纪黑死病与加缪的《鼠疫》以及1918年大流感比，虽然确实有相同的地方，比如当局希望不要引起社会骚乱，因而早期都试图隐瞒，但还是有很多不同。1918年大流感时，整个社会虽然被恐惧所笼罩，但不再像中世纪的时候没有公共卫生概念，也不知道病原体是什么。那时已经慢慢有些能够应对的医学武器了，比如知道细菌是什么，美国很多地方都在生产疫苗，虽然没人知道是否有效，而且出现时为时已晚。

再来看现在的新冠，因为信息的爆炸，至少全球大部分国家都没办法隐瞒了，WHO可以进行全世界的统筹，更多国家也都在参与疫苗研发。所以我想说，历史有相似之处，但科学在推动这些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第一财经：这一百年来，大规模传染病的暴发时间间隔似乎越来越短，重温1918年大流感，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哪些历史教训？

赵佳媛：政府一定要坦诚。《大流感》中也举了几个例子。当时费城当政者就一直在隐瞒，甚至民众都觉得周围不太对劲了，主政者也在挖大型墓地掩埋尸体，但还在公开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民众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会觉得很恐惧。当时费城死了很多人，一部分是病死的，一部分是被吓死的，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是饿死的，因为出不了门买东西，也没有人敢上门去送东西。相比之下，在旧金山，虽然一开始也是这种情况，但执政者很快就调整了宣传策略，跟大家说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很可怕的流行病，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戴口罩能救你一命，还把这些话做成宣传标语。这些宣传策略就很坦诚，减少了很多意外死亡。

所以暴发流行病后一定要让大家知道真相，这样民众才不会过度恐惧，会配合。当然，真相是全盘公开还是选择公众能够接受的部分来发布，完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做些对策。但是要避免社会动荡，坦诚一定比隐瞒更好，尤其当今社会信息手段发达，是瞒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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