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 陈思众

如果没有2019年末至今这场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简称“盖茨基金会”）或许还将继续他们已经坚持了十余年的事务——消除小儿麻痹症、为低收入国家儿童提供疫苗、普及公共卫生。

重心不可避免地转移了。今年1月以来，盖茨基金会已为抗击新冠疫情投入3.05亿美元，高于他转行慈善以来在任何单一项目上的投入。

四十多年前，比尔·盖茨与好友保罗·艾伦共同创建了后来的微软公司，在个人电脑刚刚兴起的年代，Windows产品几乎垄断了桌面电脑操作系统市场；如今，比尔·盖茨试图将疫苗变得和移动设备一样普及，却屡屡碰壁。

（图说：比尔·盖茨。图/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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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比尔·盖茨在疫情期间的高调发言也遭致一些公共卫生和全球发展研究者的批评，甚至有阴谋论者怀疑，他只是借机作秀，真正的目的是要将芯片植入人体。

但媒体似乎已经习惯于他从世界首富向公卫专家的角色转变。

疫情暴发以来，盖茨俨然一个专业的流行病学家：接受媒体访问，阐述如何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在个人博客“盖茨笔记”发表文章和视频，用3分钟解释清楚新冠候选疫苗的进程；甚至早在2015年，他和团队就建模预测，如果现代社会暴发一场与西班牙病毒感染程度相当的疫情，便可能在250天内夺走330万人的生命。

1977年，22岁的盖茨因为开着父亲的保时捷超速被捕，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警署留下的卷宗照里，盖茨一脸喜悦，捕捉不到一丝愧疚或沮丧。彼时他已经创业两年，也许已经预见了不久后微软的成功。

（图说：1977年，22岁的比尔·盖茨因超速在新墨西哥州被捕。）

他的前半生，是美国梦的典型叙事，不乏头脑、机遇与财富。

盖茨出生于一个“舒适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则擅长社交与商业慈善，是华盛顿州国王郡联合慈善总会的首位女性董事。除了与所有青春期小孩一样爱和母亲争执以外，他的生活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烦恼。

进入私立学校湖滨中学就读后，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迷上了电脑终端和程序编写。在高二结束的暑假，校长向他和他当时的好友肯特求助——当时湖滨中学刚与当地一所女校合并，学生人数更多，且分散在两个校区。没人能想出让课程安排行之有效的方案。

“一切都是由于冲突。课程表的最优算法是什么？”比尔·盖茨想，“我可以建立一个冲突矩阵，能清楚地看到任意两门课里是否有一个重复的学生。”

他的妻子梅琳达后来如此评价盖茨：“比尔的脑中好像有一个巨大的Excel表格，所有信息都有自己的归属。”

（图说：比尔·盖茨（右）与好友保罗·艾伦在学习电脑编程。图/Microsoft）

但如今投身公共卫生领域绝不在他的计划之内。

1997年1月9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彻底改变了比尔·盖茨接下来的人生轨迹。文章中写道，在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排污系统不完善，每年平均仍有310万人死于痢疾，其中大部分是儿童。而这一切，仅是因为他们无法得到干净的饮用水。

“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现在居然还有人因为痢疾死去，这怎么可能呢？”梅琳达回忆起他们初次看到这篇报道时的反应。

当时，盖茨第一个女儿不满一岁，距微软成立则已超过10个年头。这位世界首富的净资产较前一年几乎翻倍，达到398亿美元。

他放弃了此前没日没夜赚钱的工作模式，开始尝试小规模的慈善事业，比如向非洲南部捐赠电脑，但收效甚微。

“我和盖茨当时已经做出承诺，要将财富回馈社会。但因为这篇文章，我们才真正开始思考全球健康问题，以及人们究竟能做些什么。”梅琳达说道。

比尔·盖茨不禁开始质疑，自己身处的世界究竟是否在尝试利用手头的资源挽留更多人的生命。

（图说：2013年，比尔·盖茨为加纳共和国的一名孩子提供痢疾疫苗。图/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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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会否认比尔·盖茨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直到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地区卷土重来，一个极度黑暗的命题开始在他的脑中萦绕：未来20年，有没有什么东西能使1亿人丧命？

灾难电影里的场景是他最先想到的：火山喷发、大地震、小行星与地球的碰撞……甚至核战争。但随着他的研究深入，这些可能性显得愈加微小。

当他重新回溯20世纪的死亡曲线时，一个答案呼之欲出。

“每个人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现了一波死亡率高峰，确实如此，2500万人；当然还有二战，它使6500万人丧生。”比尔·盖茨在2015年接受Vox专访时说道，“但事实上，在一战和二战之间，还出现过一次死亡高峰，你可能会问，那是什么？”

他顿了顿说道：“西班牙流感。”

（图说：1918年暴发的西班牙流感估计夺取2500万至4000万人的生命。）

将比尔·盖茨称为新冠疫情的预言家或许有些言过其实。在人类历史上，流行病是最容易被预测的威胁之一，是我们最古老、最致命的“敌人”。人们被反复警告，但也在一次次流行病的衰退中模糊记忆。

1990年发表的论文《传染病人类学研究》中，学者玛西亚·因霍恩和彼得·布朗估计，未来传染病夺走的生命将“高于一切死于战争、非传染性疾病和自然灾害的人数总和”。

但比尔·盖茨确实是最早的行动者之一。2014年11月，盖茨参加了一场埃博拉新药研讨会，并与一名感染埃博拉病毒后幸存的尼日利亚医生进行交流。会后，他在接受媒体访谈时便提出了他的担忧：“世界还没有准备好大流行病的暴发。

次年3月，他在TED演讲中陈述的内容更为人熟知。他开始更为积极、活跃地发表这些意见，目的是让各国首脑和政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以及201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他曾多次呼吁要将疫情防控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的一部分。

（图说：2015年，比尔·盖茨发表TED演讲“下一次疫情暴发时，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但这番努力并没有因为他的首富身份而变得轻松一些。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首次报告出现在中国武汉，密切的人员流动让它无声地蔓延开来。同样的叙事在不同时空接连上演，疫情成为新世纪的巴别塔。

在最近一次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比尔·盖茨难得表现出了懊悔之意：“我当初应该多做些什么来唤醒大家的危机意识。”

2月即将结束之时，美国华盛顿州科克兰市一个老年疗养机构被曝疑似出现聚集性感染病例，那里距离盖茨家仅17公里。随后不久，华盛顿大学研究者分析，新冠病毒很可能已经在美国潜藏数周。

（图说：2月下旬，美国华盛顿州科克兰一家养老院出现新冠疫情。图/路透社）

“（新冠疫情）是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最夸张的事。”现年64岁的比尔·盖茨评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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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华盛顿大学的科研团队是美国最早预测疫情发展的机构之一。自2018年起，盖茨便资助这个名为“西雅图流感研究”的团队研究该地区的流感样疾病。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发布新冠病毒预警后，该小组整个2月都在向政府申请合法进行样本检测，审批通过后，他们迅速发现了西雅图地区的首个感染病例。

正是基于此，华盛顿州成为全美最早实施社交安全距离的区域之一。

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由盖茨基金会出资成立的“全球小儿麻痹症根除计划（GPEI）”也为当地抗击新冠疫情打下了基础：他们拥有实验室、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和大数据追踪体系。

目前，盖茨基金会将资助重心放在了防治新冠病毒的药物和疫苗研发上，对象包括高校研究人员和制药企业。与此同时，盖茨还与药企高管和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以便疫苗通过测试后可以立即投入量产。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几乎每天都在接受他的质询。

（图说：比尔·盖茨在自己的油管频道解释新冠疫苗的研发进展。视频截图）

“每天我都会问他们，（装药剂的）玻璃药瓶够不够？会不会用完？”比尔·盖茨解释道，“你们可能觉得这只是小事，但没有哪家企业有一次性生产70亿支疫苗的先例。”

——他的愿景是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能够用上新冠疫苗。4月15日，盖茨承诺，将额外投入1.5亿美元，用于帮助非洲和南亚的低收入国家检测和治疗新冠病毒。5月4日，他再次承诺将捐出5000万美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研发成功的新冠疫苗。

“从实际层面出发，如果我们要回到常态，就必须要研发出一支安全、有效的疫苗，而且必须保证数以亿计的产量。我们要让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能得到新冠疫苗，越快越好。”比尔·盖茨说。

4月初，他在接受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崔娃（Trevor Noah）的访谈时表示，盖茨基金会将在目前的候选疫苗中挑选最有潜力的七支，并为每一支疫苗研发提供量产基地。“即便我们最终至多只会用到其中两支，我们还是会为七个候选疫苗建立工厂，这样我们就不必浪费时间等待结果。”盖茨说。

“你最害怕什么？”纪录片《走进比尔：解码比尔·盖茨》的导演曾这样问他。

比尔·盖茨沉默了几秒，缓缓说道：“我最不希望大脑停止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