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公司称540万元的拆迁款没有写入书面合同，钱直接打给了吴老太，这让家庭纠纷缺少了关键证据。5月6日，在北京二中院法官的主持下，老人和子女以及拆迁公司的纠纷进行了二审阶段的视频开庭，97岁高龄的吴老太没有露面。

吴老太丈夫早年间去世，育有两儿两女，大儿子李铭也于2012年去世。老人租住在位于西城区潘家胡同的一套公房，后出资购买。李铭一家三口（拆迁时李铭已去世）以及二女儿李霞一家三口的户籍也在老房上。

2014年，老房面临拆迁，吴老太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方签订补偿协议。之后，吴老太收到拆迁款560万元。

拆迁公司解释，这笔款项包括两部分，一是根据《拆迁评估报告》确定的补偿额18万多元，这笔钱款在上述协议中写明；二是综合补助款540多万元，其中包括房屋的区位价、市场评估差价、家庭困难补助等，这笔钱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合同。

之后，吴老太的弟弟吴晓出面主持，将560万元拆迁款及利息分割：吴老太60多万元、吴老太大儿媳妇郭兰125万元、吴老太二女儿李霞一家357万多元（李霞213万多元、丈夫144万多元），吴晓自己25万多元。

分割完拆迁利益后，吴老太便和自己小儿子李亮一家共同居住。

时隔四年，2018年，吴老太一纸诉状将上述拆迁利益的获得者诉至朝阳法院，诉由是不当得利纠纷，要求他们返还拆迁款。

吴老太的小儿子李亮担任了她的诉讼代理人。李亮认为，舅舅吴晓在分割拆迁款时自己母亲并不知情，更未认可。

庭审中，被告方称，当时分割拆迁款是经过老太太同意的，这笔钱不属于老太太一人，而是属于这套房子的共同居住人。

朝阳法院一审认为，被告的主张属于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法院最终支持了吴老太的诉求，被告方不服上诉，北京三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拆迁款到底属于谁呢？一二审法院都曾向拆迁公司调查和取证。该公司法务人员及出具的《案件情况说明》称，被拆迁人就是吴老太，钱是给老人的，和其他的人没有关系，拆迁款由被拆迁人自行处理，与公司无关。

然而，被告方认为，目前的拆迁档案是不完整的，必然还有一份关于540万元的合同，只有查明这笔拆迁款对应的拆迁合同，才能够确定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否属于不当得利。

目前，该案被告已向北京三中院提交了再审申请，法院已向当事人发出应诉通知书。

2019年，二女儿李霞一家三口作为原告，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为由，将母亲吴老太和拆迁公司诉至西城法院，因为是拆迁利益获得者，大儿媳妇郭兰和女儿也成为被告。

三名原告要求吴老太返还拆迁利益各90万元，共计270万元。审理过程中，法院将案由变更为共有纠纷。

被告拆迁公司再次表示，涉诉房屋的被拆迁人就是吴老太一人。至于原告认为自己是房屋的共居人，应该分割拆迁利益，这属于家庭内部矛盾。

西城法院审理认为，在案证据证明被拆迁人是吴老太，涉案协议中均未见给予户籍人口或共居人口拆迁补偿的约定，因此，拆迁款属于吴老太。

但因为拆迁公司称，540万元的拆迁款中一部分是困难补助，且在《拆迁困难补助申请表》中，吴老太表示自己和孙女（郭兰女儿）、外孙女（李霞女儿）经济上有困难。因此，西城法院认为540万元中有外孙女的一部分困难补助，酌定为50万元，一审判决驳回三名原告其他诉求。

原被告都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5月6日，该案二审在北京二中院远程视频开庭，吴老太仍未出庭。

针对这一情况，老人的大儿媳妇郭兰的代理律师、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范辰律师说，吴老太已经97岁高龄，且患有老年痴呆症，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诉讼能力，应该进行精神鉴定。一审法院并未核实本案的起诉是不是吴老太真实意思表示。

李亮则称，母亲神志清醒，可以沟通，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

庭审中，原被告都认可涉案六人的户籍都在老房上，除吴老太外，其他五人是否为被安置人呢？各方观点不一。大儿媳妇和二女儿都自称自己与老人共同生活，是共居人，也是被安置人。但吴老太认为，他们只是轮流前来照顾，并非常住，因此不能算作被安置人。

至于540万补助款是否有书面合同，被告拆迁公司称这在当时是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并非普遍情况，因此没有相关档案。

此案未当庭宣判。（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