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非裔男子死亡一事引发的抗议仍在美国持续。非裔男子被警察扣押致死，只是全美非裔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缩影。美国非裔作家塔那西斯·科茨的写作始终关注黑人生存现状，尤其是非裔高比例遭受警察暴力对待的悲剧，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在世界与我之间》就是关于这个话题的作品。本文摘选于《在世界与我之间》，他的另一部作品《美丽的抗争》也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在世界与我之间》书封

在你十五岁的时候，我写信给你。我写信给你，因为在今年，你看到了埃里克·加纳因为卖香烟而被勒死；因为你知道，雷妮莎·麦克布莱德在求助时被射杀，约翰·克劳福德只是到一个百货商店逛了逛就被枪杀。你看到，穿着制服的男人们开车撞倒并谋杀了泰米尔·莱斯——他只有十二岁，是他们宣誓要保护的孩子。你看到，穿着同样制服的男人们在路边不停地殴打祖母辈的玛琳·平诺克。如果你以前不懂的话，你现在懂了，你所在国家的警察局被授予了摧毁你身体的权力。这种摧毁是不是一场不幸的过度反应的结果，并不重要。这种摧毁是不是源自一个愚不可及的政策，也不重要。如果未经正当授权去卖香烟，你的身体就有可能被摧毁。对试图诱捕的人表示愤怒，你的身体也有可能被摧毁。走到一个黑暗的楼梯井，你的身体可能会被摧毁。这些毁灭者很少会承担责任。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安然干到退休。摧毁不外乎是最高形式的控制，它的特权包括搜身、拘押、殴打和羞辱。所有这一切对黑人来说都很常见。所有这一切，黑人已承受很久。没有人被追究责任。

这些毁灭者身上并没有什么独特的恶，哪怕在这个时刻来说。这些毁灭者仅仅是在执行国家的奇思异想，正确地阐释它的传统和遗产。 这让人很难面对。 但是，我们所有的说法—种族关系、种族差异、种族公正、种族化犯罪推定、白人特权，甚至是白人至上主义——都在隐藏“种族主义是深植内心的体验”这一事实，而种族主义做了什么？它取出大脑、锁住呼吸道、撕裂肌肉、摘除器官、粉碎骨头、打落牙齿。你不能别过脸去。你必须一直记住这种社会学、这段历史、这种经济学、这些画面、这些图表、这些回归分析，它们伴随着残酷的暴力，对身体的暴力。

那个星期天，在那档新闻节目上，我试图在规定的时间里尽我所能向主持人解释这些。但在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展示了一张广为流传的图片：一个十一岁大的黑人男孩流着泪抱住一名白人警官。然后，她向我提出关于“希望”的问题。 那时候，我知道我失败了。我记得我知道自己会失败。我又一次困惑于自己内心涌现的朦胧的悲伤。我到底在为什么而悲伤？我走出了演播室，散了一会步。那是 12 月里一个平静的白天。那些自诩白人的家庭正在街上闲逛。那些被当作白人养育的婴儿正坐在他们的手推车里。我为这些人感到悲伤，也为主持人和所有在那里观看、对似是而非的希望若有所思的人感到悲伤。我那时明白了自己为何悲伤。当记者问及我的身体时，似乎她在邀请我把她从华美的梦中唤醒。我一路走来，一直凝望着那个梦。那个梦是有着漂亮草坪的完美别墅。它是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野餐郊游、街区居民协会和车道。 它是树屋和幼童军。那个梦闻起来有薄荷味，尝起来像草莓松脆饼。这么久以来，我一直想逃到那个梦里去，像展开一张毯子一样用我的国家蒙住我的头大睡。但这从来不是我们的选项，因为那个梦筑在我们的脊背上，寝具是用我们的身体做成的。知道了这一点，知道了那个梦是靠与已知的世界作战而存在，我为那个主持人而悲伤，我为那些家庭而悲伤，我为自己的国家而悲伤，但在那个时刻，最重要的是，我为你而悲伤。

在那个星期，你得知杀害迈克尔·布朗的凶手会逍遥法外。那个人把布朗的尸体丢在街上，像是一种恐吓和宣示—他们的权力不容侵犯，他们的暴力永不会受到处罚。对我来说，没有人受到处罚，并不出乎意料。但你还小，还相信。那天夜里，你一直等到十一点都没睡，你在等着有罪判决公布，然而，你的愿望落了空。你说：“我要回自己房间了。”然后，你掩上房门，我听到你在哭泣。五分钟后，我走进你的房间，没有抱你，也没有安慰你，因为我知道，在这时安慰你是个错误。我也没有告诉你，没关系，因为我不相信这真的没关系。我将你的祖父祖母试图告诉我的道理转述给你：这就是你的国家，这就是你的世界，这就是你的身体，你必须设法在其中生活下去。一个人如何披着黑色的皮肤，生活在一个迷失在梦想中的国度，这是我用一生求索的问题，我现在告诉你，我发现，问题的答案最终寓于对答案的追寻。

你一定觉得奇怪。我们生活在一个“目标导向”的时代。我们的媒体充满了吸引眼球的场景、不切实际的高见，还有关于万事万物的宏大理论。但在很久以前，我就对一切“魔法”免疫了，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出现。我的免疫力来自你祖父祖母的馈赠，他们从不会用来世这种观念来安慰我，也从不相信天赐的所谓美国荣耀。在接受了历史的混乱与自己命定的事实之后，我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地思考，我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特别是，我如何在这个黑色皮肤的身体里自由地生活。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因为美国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得意之作，而黑色皮肤的身体确切地证明了“美国是凡人的成就”。我在阅读和写作中寻找答案，在年少的美好旋律中寻找，在与你的祖父、母亲、亚娜阿姨和本叔叔的辩论中寻找。 我也曾探寻民族主义神话、学校课堂、大街小巷和异国他乡。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努力却并非徒劳。我不断探求，直面自己国家的残酷，也得到回报—不再害怕那些幽灵，准备好面对分离的恐惧。

我害怕。尤其是在你离开我的时候，我最为恐惧。但在你出生前，我就已熟悉这种恐惧，并且，我也不是最早熟悉它的人。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是黑人，他们所有人都被一种强大、绝对、危险的恐惧所包围。这种恐惧充满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它的存在。

恐惧总是耸立在我的面前。它也萦绕着邻家阔少，萦绕着他们的大戒指和大项链，萦绕着他们的蓬松外套和毛领长皮衣—他们抵御这个世界的盔甲。他们站在格温·奥克和自由路的一角，站在冷泉区和公园高地区，站在蒙道敏商场门口，把双手插在拉塞尔牌卫衣中。我现在回想那些阔少，所能看到的只有恐惧。密西西比州的暴民把他们的祖父紧紧围住，黑色的身体被点燃，然后被砍掉，我看到的只有他们对恐怖旧时光幽灵的恐惧。恐惧萦绕在他们反复练习的博普舞中，在他们松垮的牛仔裤里，在他们的大 T 恤里，在他们精心调整的棒球帽角度里——这些行为和着装，是为了让人相信他们确切地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

我在他们打斗的习惯里也看到了恐惧。在我还不到五岁的时候，家住伍德布鲁克大道，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看两个赤膊男孩紧逼着对方转圈，肩膀相撞。 从那时起，我就懂得了，街头斗殴自有一套仪式、一套规范和法律，也表明了他们的一种迫切需要——去发现黑人青少年身体的一切脆弱之处。

我从我最早接触的音乐里听到的也是恐惧。乐曲从大型手提式录音机里涌出，充满了夸张的吹嘘和咆哮。黑人男孩站在公园高地区的加里森和自由路路口，他们喜欢这音乐，因为音乐告诉他们，他们是自己生命、自己街区和自己身体的掌控者，尽管所有证据和事实都指向相反的结论。我在女孩身上、在她们的放声大笑里、在她们引人注目的镀金竹节耳环上，也看到了恐惧。在她们粗鲁的语言和凶蛮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恐惧。如果你举止轻浮，她们用目光就可以把你切成两半，用言语就可以把你毁灭。她们会说：“不要议论我。”我看到她们放学后，像拳击手一样摆好架势，涂上凡士林，摘去耳环，穿上锐步，冲向对方。

我在去费城看望祖母的时候，感到了恐惧。你没见过她。我也只见过她几面，但我记得她严厉的态度和粗鲁的声音。我知道，我祖父死了，我叔叔奥斯卡和戴维也死了，并且他们都不是自然死亡的。我在我父亲身上也看到了恐惧。

他爱你，告诫你，甚至偷偷塞钱给我，用以照顾你。我的父亲生活在深深的恐惧中。我从他黑色皮带带来的刺痛中感受到了它。他打我，更多地是出于焦虑，而不是愤怒，他打我，就好像有人会把我偷走一样—因为这正是我们身边经常发生的事情。每个人都出于某种原因失去过孩子，因为街头斗殴，因为犯罪，因为毒品，或因为枪支。有人说，迷途的女孩们像花朵一样可爱，一只飞虫也不忍心伤害。有人说，迷途的男孩通过了普通教育水平考试，正在改变命运。而现在，他们已经远去，他们所留下的只是巨大的恐惧。

《美丽的抗争》书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