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早上，手机爆响，来电显示竟是“爸爸”。

啊？父亲离去两年了，他从天堂给我打电话？

电话是哥哥用父亲手机打来的：“今天是爸爸去世两周年忌日，我们去公墓看看爸爸吧。”

痛别父亲

2018年6月13日，一个铭心刻骨的日子——父亲走了。95年的沧桑岁月不算短暂，但于我们弟兄，父亲离去却是摧肝裂胆之痛。

那天中午，弟弟来接替我陪护父亲。此时，父亲已在护理院住院23天。

父亲这次患病，纯属医疗事故所致。护理院医生开的用于泡脚的中药，被错标为内服，父亲误食了5包，马上引发原已痊愈的骨髓瘤。很快，他的胸腔出现大量积液，呼吸紧迫，生命垂危。

护理院熬制中药包给院外公司，公司草菅人命，我们愤怒却又无奈。大错铸成，我深深自责，如果我细心一点，问一下药的情况，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悲剧。我痛悔不已。

回家当晚，我正在吃饭，手机骤响，是护工的声音：“你爸一口痰卡住，气憋住了，快来！”

我大惊，放下饭碗冲出房门。护理院医生的电话紧随而至：“老爷子情况危急，按压抢救可能导致肋骨断裂，不抢救可能马上不行了！怎么办？”

父亲入院时签下协议，病危时放弃创伤性抢救。此时，我却未及犹豫，马上表示同意——如果骨折能挽回生命，值得。

放下电话，我马上开车，一路狂奔。

但是，还是晚了。我赶到时，弟弟正在给父亲擦洗身体。父亲眼半睁，嘴未闭，没戴假牙的嘴严重内凹，两颊深陷。

父亲是不愿离开我们啊！

我含泪轻轻抹下父亲的眼皮，取来假牙给他按上，接着，和弟弟一起给他穿上衣服，然后将床单覆盖在他身上。

薄薄的床单，将我们父子阴阳两隔，纵然是千呼万唤，也唤不醒父亲。

遵照父亲“不告诉单位，不请同事朋友”的遗愿，15日，丧事以极简的形式举行，只有几个家人和至亲为他送别。

火化后，我们立即将父亲送往公墓，送他最后一程。

此时的我，脑子里满是父亲的影子：

父亲锻炼时，身子前倾，甩开两手，健步如飞……

冬日早晨，冰冻三尺，晨练回来的父亲，用冷水擦洗身体，嘴里发出“咝咝”的声音……

父亲埋首案牍，忘情地敲击键盘……

蓦然回首，父亲已是一捧灰……

坎坷人生

我们爱父亲，但更多的是敬畏。小时候，我们甚至有些怕他。他既不打，也不骂，但威严，也许是父亲很少有笑脸的缘故吧。

父亲的心情，是当时的严酷处境造成的。

父亲是杭州大学中文系老师。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中，他成为中文系两名极右之一，被遣送回乡监督劳动。

处分决定下发后的一天，一伙人冲进我们家搬家具。那时，我们住学校宿舍，家具是公家的。来人冷漠蛮横，实际上是赶我们走。父母只好整理行囊，领着三个孩子，当晚就赶到长途汽车站，坐了一个通宵，次日晨，才乘车回到临海老家。那年，哥哥8岁，我4岁，弟弟才2岁。

父亲身体向来较弱，一米八的身高，体重才一百斤，妈妈说他“风都会吹倒”。一个文弱书生，带着城市长大的母亲，加上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如何生存？

父亲老家温家岙是个小山村，近200户，田少，缺粮。我们回乡不久，大饥荒就开始了。当地主食是红薯，易烂，坏红薯有一粒粒硬块，味苦有毒。我们吃红薯时，将硬块吐掉，父亲都拾起吃掉。很快，我们连坏红薯也吃不上了——断粮了。妈妈带着我们到处找吃的，别人丢弃的菜叶、红薯叶、野菜，连枯黄发黑的干红薯叶，都捡回来浸泡后当主食。后来，开始吃一种叫“刺棘”的植物果实，一种叫“黄狗头”的植物根茎，吃下去会大便闭结。奶奶就曾大便闭结，妈妈往她肛门里打肥皂水，用手指抠。这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父母和奶奶都得了浮肿病，父亲一次次饿得晕倒田头。政治上迫害，生活上遭遇绝境，父亲想到了自杀。被母亲劝住：我们死了，三个孩子怎么办？

“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多年后，电影《芙蓉镇》里，右派秦书田的话使我铭心刻骨，那是我们当时生活的写照。

1960年，母亲得了肺结核，县医院宣告不治，父亲用大板车把母亲拉回，忍不住哭了。

往事不堪回首……

母亲终于没有死，我们全家也扛过了最严酷的岁月。到1962年，情况才稍好些。

那时，父亲心情抑郁。一个满脑子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大学外国文学老师，空有满腹诗书，却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苦闷时，他只能“欲将心事付瑶琴”，用二胡来宣泄心中的苦闷。

心情恶劣，父亲很少有笑脸，我们在他面前拘束，还有些怕。父亲要求我们甚严，我们上学后读书都用功，但贪玩是孩子的天性。父亲在家，我们都老老实实看书做作业，父亲不在，我们就会溜出去，捉迷藏，抓“特务”，我们兄弟最爱玩的游戏是“民兵抓落寇（临海方言‘土匪’）”。

“又出去玩啦？”回家被父亲发现，我便会垂首侍立，惶恐不安。不过，父亲从不训斥，至多教育几句，比如“要好好读书”。

1965年，村里来了两个“杭州人”，他们是来调查父亲的。父亲已于两年前摘帽，7年脱胎换骨的改造，已将他从一个知识分子改造成真正的农民：能挑180斤重担，会操持各种农活。改造也使父亲因祸得福，他从此强健起来。回杭州后，他坚持锻炼，冬天用冷水擦身，身体始终保持健康。

但是，母亲身体却垮了，很虚弱，直至晚年。

苦尽甘来，父亲回杭大了，母亲含泪送走父亲，带着我们仍留在山村。

父爱如山

温家岙没有小学，我们三兄弟都到邻村小学读书。我读到五年级时，文革开始，辍学了，放了两年牛，开始参加生产队劳动。后来，哥哥和我都学了木匠，弟弟学了油漆匠。我们都以为，这辈子要终老山村了。

是父亲的坚持，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父亲一生嗜书如命，即使沦落农村也坚持读书。村里人讥笑他是“书呆子”“书腐”。特别是，他解手时都不忘手持一卷，成为大家的笑料。“文革”期间，读书无用论喧嚣，父亲仍不断给我们写信，鼓励我们读书。他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读书，即使当农民，也要当个有知识的农民。他告诫我们，读书可以启心智、长知识、增素养、拓眼界，知识能改变人的命运，只要坚持读书，总有一天会用上。

父亲为我们培养出来的爱读书习惯，最终使我们改变了命运。这是后话。

1976年，我随县工程队赴武汉参加援建武钢建设，成为中国第一代农民工。那时，我心情压抑，父亲不断鼓励我多读书。他还写了长诗《雏鹰》激励我：

“雏鹰翮初壮，奋翅薄青云。梦绕天涯远，飘然辞故林。御风双翼捷，逐雪羽毛轻。”“困厄终可度，勿怨运来迟。”“楚山花开日，越水流碧时。莫叹天涯远，藕断尚连丝。立身当自重，后会自有期。”

一次，他寄来杭大中文系蔡义江教授的《红楼梦诗词注释》，我很兴奋，立即沉浸在阅读的欢愉中。父亲的来信，对我来说是一种欢愉的阅读，他的信谈古论今，激人奋进。他在一首给我的长诗中写道：

“小鹰呵，亲爱的小鹰！

别泄气，你也别伤心！

生活里原不免有凄风苦雨，

世事也绝非一帆风顺！

奋飞吧，迎着风雪奋飞！

别让忧思扰乱你的雄心！

只要自强不息，勇往向前，

你定能奔向灿烂的前程！

萧瑟的寒冬将会过去，

春来时就会有鸟语花香。

不论是他乡还是故园，

到处都将是喜气洋洋！”

爱，深沉的父爱，蕴藏在谆谆教诲中，滋润着我们成长，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个阶段。

1979年，父亲右派平反，受株连子女可回城安置，父亲来信让我和弟弟回杭州落实政策。我闻讯狂喜不已，为能回城就业而激动不已。

等待落实政策的日子里，父亲的一个举动，彻底改变我的命运。

那是1979年三、四月间，一天，父亲兴冲冲地回来，说已为我和弟弟报名，插班参加杭大办的高复班。当时他还没有想让我们参加高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几个月后，我和弟弟参加了1979年高考。我不奢想能考上，只是为了能理直气壮进一次考场，那是我久违的权利。

考试结果有点意外，当年的录取分数线是295分，我数学、英语弃考，4门课总分271分。父亲很兴奋，他认为，我小学肄业能考出这样的成绩，如果脱产复习一年，考上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我们在杭州等了半年，要求回城的人太多，狼多肉少，落实政策终止，我们无法回城了。

这对我们是致命打击，我很绝望，死的念头都有了。

父亲要我留杭复习，参加次年高考，靠自己的努力争取前途。我却窝了一肚子气，认为父亲不切实际。我不顾父亲挽留，坚决回到老家。

父亲锲而不舍地寄来一封封信，每次来信都是厚厚的七八张纸，那浓浓的父爱从字里行间透出，使我无法拒绝。毕竟，我敬畏父亲，觉得即便是为了父亲，我也要再考一次，考不上，他才会死心。

春节后，我来到临海二中高中插班听课。

1980年，我再次参加高考，结果还是名落孙山。此时，我的心已平静了，终老山村，那是我的宿命，我认命！

1980年10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农家的屋檐下做木工，忽接父亲来信：我已被杭州大学中文系录取，让我马上去学校报到。

原来，杭州大学扩招，我分数上线被录取。

我大感意外，喜极而泣。

此后，哥哥也通过高考进了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弟弟落实政策回杭州安置，通过夜大学习成为出版社编辑。我们兄弟仨读书都少，最后都取得大专学历，靠知识改变命运。这是父亲倾注爱心，坚持让我们读书的结果。

报到前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此时我才真正体会到父亲的苦心，体会到父亲坚持的重要。没有父亲的坚持，我哪有可能进大学？

父爱如山。父亲的爱，如暗夜明灯，照亮了我们人生的航向；如久旱的甘霖，滋润着我们干涸的心田。是父亲的爱，使我们身处文化荒漠时精神没有枯萎，给了我们前进的力量。

但是，我们依然未能当面表达对父亲的爱，我们继承了父亲的性格，拙于言辞，只是默默地把爱放在心底。

1985年春，我去宝钢采访。父亲同学金心是著名冶金专家、宝钢副总工程师。那天晚上我去他家，一进门，他正坐在餐桌前，大学刚毕业的女儿小菲站在他身后，正俯身把父亲的脑袋抱在怀里，用自己的脸颊摩挲着父亲满是胡茬的脸。很显然，女儿正在慈父面前撒娇，而那位冶金专家的脸上溢满无比幸福的笑。

这一幕深深地刻进我的记忆，历久难忘。

父女之间能如此直白地表达亲情，这在我们兄弟与父亲之间绝无可能。我无法像她那样直截了当地向父亲表达自己的爱，父亲在我们心里的形象，更多的是一种威严。也许，父爱是粗粝、豪放的，是力的凝聚，而非情的滥觞。作家苏童说，“母爱的伟大使我们忽略了父爱的存在和意义，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父爱一直以特有的沉静的方式影响着他们”，父爱“它是羞于表达的，疏于张扬的，却巍峨持重”。

是的，父爱是“巍峨持重”的。在送别父亲的仪式上，我在悼词中说：“爸爸，虽然你走了，但你依然活在我们心中，你一生没有留下多少遗产，但你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却很丰厚，值得我们永远珍藏。爸爸，我们爱你！”

这句话深埋在我心中，却一直说不出口。及至说出来，却已是阴阳两隔……

宽容待人

在杭州等待落实政策受挫时，我与父亲发生过一次冲突。

一天，父亲告诉我们，他有个故友出差来杭州，要来看我们。闻此，怒火顿时从我心中升腾。

那人是父亲年轻时的朋友，地下党员。父亲是激进青年，与那位地下党员精神投合，也给过他许多经济上的资助。当时父母正在热恋中，而母亲家是大户人家，也对父亲朋友鼎力相助，那人经常吃住在母亲家，被奉为上宾。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有一天，那人身穿军装，雄赳赳气昂昂地出现在父母面前，父母也为有这样的朋友而自豪。

朝鲜战争爆发，那人赴朝参战，成为志愿军的师级军官。

谁能想到，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那人却把父亲和我们全家推入灾难的深渊。

问题出在父亲写给那人的一封信上。信中，父亲表达了对杭大在肃反运动中逼死几个无辜老师的不满。他认为，党的政策是好的，但被基层一些人执行偏差了，结果是损害了党的形象。父亲在信中表示，尽管如此，党还是伟大的。

就是这样一封充满正能量的信，那人却认为父亲观点错误，他要帮助父亲端正态度。于是，他把父亲给他的这封私信转给杭大党委，希望杭大帮助父亲端正认识。结果可想而知，右派的帽子就堂而皇之地戴到父亲头上，这害了父亲，也害了我们全家。

22年的苦难因他造成，我们家的亲朋都视他为卖友求荣的小人，只有父亲为他辩解，说他的告密是无意的。

而今，那人来了。

“一个卑鄙的告密者，他敢登门，我把他赶出去！”我和弟弟正因落实政策受挫，一肚子的火气无处发泄。从不顶撞父亲的我，第一次表现出极度的愤怒：他差点把我们搞得家破人亡，我们还要奉他为上宾，凭什么？

我的态度，使父亲非常吃惊。我一向尊重父亲，从未违逆他的意志，而此时却公然与他对抗。

为了说服我们，父亲召开家庭会议，要我们宽容待人。“他不是有意陷害我，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这样做也是出于好意，不能怪他。”父亲为他辩解。

其实，父亲压力很大，我们无法落实政策，他比我们还焦急，是他把我和弟弟（哥哥已结婚，不在落实政策之列）叫到杭州，可残酷的现实却使我们愿望落空，父亲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都是我害了你们！”

我们无法回城的压力，使父亲情绪恶劣，以至于在与负责落实政策的领导交涉时，情绪失控发生争执，结果当然更加剧了落实政策的困难。

而就在这时，我却给父亲增加压力。

那时，我们一家4口挤住在12平方米的单身宿舍里，我和弟弟睡高低铺。那一晚，逼仄空间里，父母、我、弟弟辗转难眠。父亲沉重的叹息声和无法入睡翻身时木板床的咯咯声，刺痛了我的心。我陷入深深的自责中，父亲的压力已够重了，我不能给父亲增加压力啊。

那个前志愿军师长终于来了，我终于没有“把他赶出去”，只是用沉默来抗拒。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军人，如果不是他导致我们家庭的灾祸，我是很愿意以他为荣的。在我心目中，一个军人，一定是英武伟岸，相貌堂堂。谁知眼前的他，身材矮小甚至佝偻，沧桑满面。当父亲把我和弟弟介绍给他时，他咧了咧嘴：“啊，你们都这么大了？”

父亲的宽厚，在接待他时表现得很充分。我们家经济困难，尤缺粮票，靠亲戚资助艰难度日。妈妈破例做了红烧肉，而我们平时只能买点猪头肉解馋。

节俭助人

父亲一生节俭，不喝酒不抽烟，从不浪费，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因为经历过大饥荒，他对食物的节省到了成癖的地步：牛奶喝完了，倒点开水涮一下喝净；菜吃完了，用开水涮一下把碗里的油喝掉；食品过期了，他担心我们丢掉而抢着吃；衣服破了补补再穿。他晚年的衣服，都是我们兄弟退下来给他的，他对妈妈说：“年轻时没衣服穿，老了享儿子福。”我退给他的西装他一直在穿，因为年纪大了开始发胖，裤腰不够大，大前门拉链无法闭合，他还是舍不得扔掉，给他买新的，他舍不得穿；餐巾纸撕成小片用，卫生纸也是裁成小方块用；洗脸水要积起来冲马桶。对父亲的过度节俭，我们曾一次次提意见，但毫无用处。

大饥荒使母亲晚年患上“食物匮乏恐惧症”，她囤积米面，冰箱里永远塞满各种菜，营养品过期是常事，我们要扔掉，父母都不同意。父亲是知识分子，懂科学，但在过期食品上，他却与母亲结成统一战线：“农村从来没有过期的概念，东西没坏就可以吃，没必要太讲究。”

他对自己节俭成癖，对别人却很大方。德清一位女博士经人介绍认识父亲，她因病失去工作，生活困难，父亲想着法子帮助她，翻译《鲁滨逊漂流记》时，有意请她写序。耗时一年多翻译的这本小说出版后，他将全部稿费以序言稿费的名义给了她。他用这种方式资助，是为顾及一个知识分子不食嗟来之食的尊严。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父亲也遵循这一古训。一位同事在反右时帮过父亲。上世纪90年代，这位同事出版诗集，知道我认识出版社的人，托我联系。我帮他联系好了，但出版诗集要收费，父亲决定资助，他要我叮嘱编辑向作者隐瞒这一事实。后来诗集出版了，这位编辑感动之余写了一篇散文发表。这位同事直到去世，都不知道个中原因。

亲戚朋友有困难，父亲总会援手；每次回乡，他总会给一些村民送点钱。一次，他同事为他已去世的朋友家捐资，这位朋友饱受磨难，落魄离世。父亲并不认识那个人，却主动资助6000元，这是父亲当时一个月的退休工资。父亲去世后，同事和朋友为他举行追思会，一位与他并不很熟的人说，他贫病交加，生活困顿，父亲曾资助他2万元。这些事，父亲从未跟我们说过。

父亲一生清贫，他留下的所有财产，就是一套住房外加不到10万元存款，他有多少钱资助别人，我们并不知晓。

生死约定

2017年10月8日，父亲内急，母亲去扶，父亲一个踉跄，推着母亲一起摔倒，母亲脑袋撞在门框上，立时气绝。

整整3个月，母亲在医院经历多次抢救，死里逃生。但从此无法站立，只能靠轮椅行走。脑子损伤，意识糊涂，有时她连我们也认不出来。

母亲摔伤，父亲多次老泪纵横：“是我害了她啊！”

母亲住院期间，一天脑子异常清醒，她告诉我一个惊人的秘密：父亲与她有一个生死约定，一旦一方遭遇不测，另一方紧随其后离开人世，他们都不想忍受失去另一半的痛苦。

我闻之又惊又痛。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种发生在书本里、戏文里的爱情故事，竟发生在我父母身上。

父母毕生相亲相爱，不离不弃，爱得刻骨铭心。父亲走后，我们整理他的遗稿，发现父亲1971年5月写给母亲的一首诗——《寄内》。此诗真实地表达了父亲对母亲深切的爱：

“行年五十白头吟，举案齐眉廿二春。病榻许心怜愁寂，深宵伴读慰劳辛。糟糠共碗言无怨，田陌连肩目有情。遥夜床头此寄意，西湖何日见离人？”

此时父亲独居杭州，深宵空寂，思念母亲，写下了这首诗。

父亲1943年考入暨南大学英语系，大三时患肺结核休学，养病时认识舅舅，遂成莫逆。舅舅邀父亲去他家养病，母亲是舅舅最小也是最疼爱的妹妹，服侍病中哥哥便成了母亲的任务，顺便也料理父亲的起居饮食。母亲心地善良，性格柔顺，很会体贴人，不断接触中，父亲很快被她吸引。

母亲出身钟鸣鼎食之家，却只有初小文化，外公重男轻女不许女儿读书。母亲的条件并不符合父亲的择偶标准，有文化是父亲择偶最基本的一条，而母亲偏偏缺少文化。

也许爱情是非理性的。当时父亲正在读林语堂翻译成英语的《浮生六记》，父亲越看越觉得母亲是《浮生六记》中的芸，终于深深陷入暗恋中无法自拔。

在当时，父亲的爱是无望的单相思，母亲已由父母做主与同城富商之子订婚。此人嗜烟好酒有许多恶习，母亲同他话不投机，并不喜欢他，对父亲印象很好，曾叹息：“我要有这样一个哥哥多好！”

舅舅为妹妹的不幸担忧，偶尔从父亲的日记中窥见父亲的暗恋，于是鼓动母亲解除婚约。母亲一生胆小、谨慎、顺从，从不敢越雷池一步，却“吕端大事不糊涂”，就像后来父亲划右后毅然追随父亲到乡下受苦一样。她找来律师，在当地报纸上刊登解除婚约启事，宣布与封建婚姻决裂。

就这样，父母走到了一起。晚年时，父亲反思自己的婚姻，庆幸当年的选择。没有母亲，父亲能度过人生的大劫难吗？恐怕连我们都没有了！

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一生没有自我，只有丈夫和儿子，她为家人付出了全部，家人的幸福便是她的幸福。大学老师找了个半文盲，父亲却幸福了一辈子。在父亲眼里，母亲就是《浮生六记》中的芸，有贤妻相伴，人生夫复何求？

2016年12月，父母搬进随园嘉树养老院。从此，养老院多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夕阳西下，霞光满天，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手持手杖，蹒跚于铺满霞光的行道间。他们伉俪情深，相扶相搀，共度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父亲一生22年被耽误，1979年右派改正后，母亲回到他身边。他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夜以继日翻译和著述，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到养老院后依然如此，先后出版了近20部译作和著作，其中著述有《西湖史话》《浙江名品撷英》《西湖漫话》《当代世界名城》，翻译美国地理学名著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地理学的性质》等。

但是，这些成果都与父亲的专业无关，他的专业是英国文学。右派改正前，著名地理学家陈桥驿把他从教材科刻蜡纸的岗位调去搞翻译。士为知己者死，父亲要报答陈先生，这是他长期甘于翻译原本没有兴趣的地理学专著的原因。2015年，陈先生去世了，父亲也已92岁，这才捡起专业，翻译文学作品。他在人生的最后三四年中，翻译并出版了《朗费罗诗选》《鲁滨逊漂流记》《马丁·伊登》。

2018年6月8日，他最后一本译作《马丁·伊登》样书寄到。此时，他已进入生命的最后阶段，胸腔积液压迫肺部导致呼吸困难，医生给他装了导管，每天排出积液八九百立方厘米（cc）。

拿到样书，我赶紧给父亲送去，希望他能得到些许安慰。

父亲斜躺在病床上，脸有些浮肿，他接过书，抚摸着封皮，抖擞着打开，表情漠然。

5天后，父亲遽然逝去。他的生命之火，是在工作中熬干的啊。

6月13日，我们来到公墓。此处灵山秀石，松柏成荫。墓碑照片上的父亲依然挺拔，平时难得一笑的他，却在照片上笑得灿烂。一生苦难历尽，人生也有许多遗憾，但父亲是幸福的。

（作者叶辉，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