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轮到你给高老师写信哦。”同学群里，曾经的班长@了我。

高老师是我高中的英语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那所郊区中学，他绝对是神一般的存在。那时高老师已年近花甲，比我们爸爸的年龄都大，但处处显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他约1米80的个头，腰板挺直，双目熠熠，头发一丝不乱，走路大步流星。他穿着当时中年男子常见的中山装，整洁妥帖，不见褶皱，冬天围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五四青年般的意气奋发。

开学没多久，高老师就为我们每个人起了英文名字。不同于现在成堆的玫瑰和天使，他起的名字或励志或形似或神合，每公布一个，都让我们雀跃不已。一女生音色嘹亮，活泼调皮，领名“lark”（百灵鸟）。一瞿姓男干部乐于助人不留名，被命名“cricket”（蛐蛐）。高老师给我起名Lamb（小羊），他说：把莎士比亚戏剧改编成故事集的是英国的Lamb姐弟，他知道我喜爱文学。

高老师的英语课上几乎没有一句中文。上来就是十分钟左右的当日新闻，我们不仅能学到课本上没有的词和词组，而且对于新闻的背景和影响，他都会给予深入浅出的解读。他授课时热情专注，时而神采飞扬，时而内敛忧伤，让讲授的每一个词和句子，都随着他浑厚的男中音，在教室里荡漾。高老师讲课既解释词义语法，也不止于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更是把他对人生的理解、对美好的向往、对虚荣的鞭挞、对淡泊的景仰向学生倾诉。

我们是寄宿制高中，一周中的晚自习，一半时间高老师为我们讲授新概念或者练习英文打字和口语，当然全是免费的。做习题时，他喜欢放着舒缓的背景音乐，由此，我们认识了舒伯特、莫扎特、约翰·施特劳斯……学会了《月亮河》《昨日再来》《音乐之声》里几乎所有的插曲。

那是在三十多年前上海市郊简陋的教室里，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学校里甚至没有电视可看，一群大多数来自农村家庭的孩子坐在那里听讲，心却跟着老师翩翩起舞。

每个周六的第一节必是英语课，因为课后高老师就要回市区的家。这天他会稍显“隆重”：抹点头油、换件衬衣，脸上更有掩饰不住的喜悦。他会开心地告诉我们：Kids，I am going home to see my  wife. I miss her very much.(孩子们，我要回家看我的妻子啦，我很想念她)当我们叽叽喳喳地哄笑时，他也会如少年般涨红了脸。然后下课的铃声响了，我们呼啦冲向阳台目送他：校门口，他必定回头、潇洒地一挥手，留给我们充满豪情的背影。

高老师的批评方式也很独特。隔壁班的同学因为早恋被开除，他组织我们去看电影，用电影里的故事告诉大家：早熟的苹果不甜。我们曾偷偷溜出校园吃饭、闲逛，被他逮住了，没按规定报告校长，而是被一个一个“赶”上讲台背书。感觉他和别的老师就是不一样，没有世故圆滑，没有故作正经，既讲法度之方，也允许自由生长，可商可量。

那是个崇尚知识改变命运的年代，他的到来为我们送来了清新的风。在他的辛勤教育下，我们班不仅高考英语成绩遥遥领先，而且齐刷刷迈进了大学的门槛。我始终认为，我英语水平的高光时刻是在高中。

上大学时高老师已经退休，我们结伴去看他，他像朋友一样接待我们，去家附近的小吃店吃生煎、鸭血粉丝汤。后来他妻子病逝，我们再去探望，高老师明显憔悴了，却依然干干净净。谈话间，他突然哽咽，快步掩面走了出去。联想到当年那个少年般快乐的他，一种难言的悲伤涌上我们心头。

获悉高老师住进敬老院，同学们相约去看望。敬老院门口，他的儿女满脸歉意：“高老师感谢大家，可他不想让同学们看到他现在的模样……”于是，我们便开始每个月安排不同的人给他写信。每次总能收到他的回信，尽管回信不长，字也不复当年遒劲，但一笔一画工工整整，令人动容。

是的，这才是高老师，率真、坚韧、骄傲，永远的青春模样。尽管那个英挺的背影渐渐模糊，但他说过的话，他刻在骨子里的优雅和昂扬，一直无声地引领着我们，尊重、认同、归属。（杨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