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28 06:5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隐秘的角落》的热播，加上连续出现的未成年人恶性暴力犯罪事件，让“坏孩子”的话题引发关注。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坏孩子”，他们背后又是什么样的故事？一部纪录片《坏孩子》中，游静导演将摄像机交给感化院的孩子们，在他们手里，摄像机就像一面镜子，窥见坏孩子的“天空”。

《坏孩子》DVD封面

《坏孩子》：感化院少年日志

作者：子阳

编辑：张劳动

提到感化院少年，你通常联想到的关键词是什么呢？谎言与暴力，还是恶意与侵犯。种种耸人听闻的罪行表象下，他们的内心究竟隐藏着怎么样的复杂自我？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学者游静，在2010年，推出了这个用镜头纪录她作为工作坊老师，与感化院少年的相处故事。课程给出关于金钱、暴力、爱情、家庭、个人梦想等方面的问题，将摄影机交给这群少男少女完成拍摄，导演最后用他们上交的素材创作了这部电影。

吸引人的“坏孩子”

从电影《死亡诗社》、《猜火车》、《青红》，到英剧《皮囊》、日漫《新世纪福音战士》，异色青春总是动人，又蒙着一层哀愁。莽撞并不可思议的生命动能，驱使着年轻人发光发热，将他们自身性格的光明与阴暗面都无所顾忌地放大，并付诸行动，去结出形形色色的果实。

“坏孩子”代表了这样一群边缘的年轻人，他们出于各自的原因，主动或被动地，越过社会规则，做出了伤害他人的事情。《坏孩子》，错误挥洒热血的少年，他们的青春故事吸引着我，让我想看看导演是如何去记录与讲述他们的。

香港、澳门、札幌，这部纪录片由导演与三地感化院少年互动的三段故事构成，他们试图在此告白各自的心声。

“我最开心的事情是

带女朋友和家人去山上看日落”

这些少年犯人，因为偷窃、故意伤害、援交、吸毒、性侵等等不同罪行进入到感化院，但当他们回答人生愿景时，却是令人惊讶的相似——渴望过平凡温馨的日常生活。如果有钱了最想做的事情，是外出旅行、捐一部分给社会弱势群体、分享给家人；个人理想呢，不过是做理发师或打字员这样简单质朴的职业而已。

印象十分深刻的是一名香港感化院的男生A。他总说自己太高太胖，决定要努力减掉肥肚腩，在录制视频里反复不停地修改关于“最开心的事情”的独白——我最开心的事，就是带家人和女朋友去山上看日落那次，太阳像是一个咸蛋黄非常漂亮……（调耳机）；我最开心的事就是带家人和……（调表情）；我最开心的事就是……（看看周围打闹的伙伴，皱眉）；我最开心的事，就是带家人和女朋友一起去山上看日落那次……（叹息）；我最开心的事，就是带家人和女朋友一起去山上看日落那次，太阳是咸蛋黄，非常漂亮，之后我们在山下一同吃晚饭……

我在导演安排的重叠剪辑中频频笑了出来，体会到了男孩在狱中的孤独。但只是因为囚于牢狱的自由失却，使他们目前的梦想大多趋于平凡吗？

“她把我放在垃圾桶里，

用石头压住盖子”

实际上，他们的平凡梦想与普通人不同。其中投射的缺失不只是自由，更是一个能够温柔包容他们的家庭与社会环境。

感化院中很大部分的孩子，因为身体的突出特征，与主流审美相背，受到比一般人更多的社会压力，幼小的心被困于“丑”的孤立境地。无论男生还是女生，个头过于矮小、太胖、牙齿爆出太多、痘痘与暗疮过多、体毛浓密，都是他们遭受集体欺负的荒唐理由。生活在香港的东南亚混血少男B，他有粗而黑的眉毛、深褐的肤色，平日受嘲讽，到了感化院还是被同伴开玩笑式地骂“混血狗”。私下里，他跟导演说，“跟我不一样，香港人大多数肤色很白”，眉头失落地垂怂了下来……审美本是多元，粗暴的外貌评断玩笑却可以伤人。

另一方面，感化院少年普遍生活在关怀缺失的家庭中。父亲贩卖冰毒，终日不归家，对妻女不管不顾，女孩C看在眼里，便觉得吸毒与援交是合理的生活日常。于是，她也开始学着用毒品取悦自己、出卖尚未成熟的身体换取生活费。男孩D呢，与不合的双亲生活在一起。太小不懂事时，只是呆呆地旁观父母吵架，看他们把刀抽出来撕扯打斗的画面，他心里觉得好玩。往后一段时间，父母在争斗时不当意用刀划到了自己，伤口开始流血。他感到有点疼，但以为自此父母能争吵下来和好，没有哭闹，父亲几天后还是默默地离开了家。心情烦躁的母亲，把他弃置在垃圾桶，用石头压住盖子不管，直到后来别人发现解救了他。D当时只当是游戏，现在接近成年的他，逐渐知觉了其中的恶意，表情有些不好受，但也只是笑着无奈地说：“我不恨她，因为我觉得妈都好可怜”。

原来是家庭与社会一直存在的冷漠与暴力，使他们最远离也最渴望风平浪静的普通生活。

每个人的体内

都曾有“坏孩子”的坏与热血

“别叫嚷

让青春比野草汹涌

拥得比铁石更坚壮

葬于我身上

就这样

让身躯比背影潇洒

洒得比眼泪更通透

透出更阔想象…”

——达明一派《青春残酷物语》

初涉世事的少年实无善恶之分，他们的眼睛如一面空灵的镜子，并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家庭与社会将什么样的图景投射于他们，这面镜子便以相应的图景作为底色，反馈于他人与社会。

每个人都曾经是“坏孩子”。社会与家庭环境的不完满，让人感受到或多或少的孤独和不满，也做过些或大或小的坏事。但We Are Alive，影片另一个名字，指出了“我们活着”这件事情的热血之处。成年后稳固了自身的价值判断，无论遇善遇恶，都比不过怀揣少年热度完善自我、好好活下去这件事情重要。

游静的《坏孩子》不同于其他残酷青春题材影片。一是它纪实性的力量，客观而直接；一是它将讲述重点放在了少年罪行的外部成因与少年自身的可期之处，并将大部分讲述权交给他们。对于这些少年犯人，这部电影传达了温柔的理解与正向的鼓励；对于普通观众，这部电影引领视野与心胸的开阔。

导演：游静 图片来自 一席

导演简介：

游静，导演，1966年出生于香港。目前是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并创作诗与电影，是一名跨领域创作者。

影像作品有《好郁》、《理想（国）的论述》、《流》、《坏孩子》等，作品曾获香港独立短片展纪录片组银奖、葡萄牙加拿霍斯电影节影评人大奖、日本视象论坛节评审团特别奖等奖项。

本文转自《南都周刊》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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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演讲 游静《坏孩子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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