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特别讲究功能性和利用率，买100平方米的房子和买两间50平方米的房子，理论上是一样的。但，明明只需住50平方米的房子，却被开发商告知，要买房的话，必须两间50平方米的房子一起买，否则不卖。虽然总账上说不算吃亏，但买家的心情不会愉快。

饮食业如果复制这种“搭卖”“带货”的模式，无异于把自己逼到了墙角。

事实上，这样的模式也不是渺不可追，比如，“红宝石”的鲜奶小方。

原先，鲜奶小方是一枚装的，一枚一枚地卖；如今，传统的销售规则被改写——两枚一盒装，两枚两枚地卖。而且，“两枚版”的小方与“一枚版”的小方一对一相比，明显小了；两枚加起来的体量，则比从前“一枚版”的体量大了约50%。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假如，“两枚版”在材质、净重包括价格上与“一枚版”一模一样，只是当中被划了一刀，一分为二，人们自然无话可说。可事情似乎没有这么简单。

还是以“红宝石”为例，它的叉烧卷、牛肉卷在体量上扩大了不足一倍，但价格却翻了一倍多。因为成本上升，售价作相应的调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鲜奶小方“打包”出售，还刻意地用了新款包装，是否开了某种套路（推动销量或隐性调价）之先河？谁消费，谁心里有数。

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数字游戏是常被商家采用的，至于高明与否，全在于接受者体验的好坏。

无意对商家的经营策略指手画脚，爱买不买嘛，我想说的是，一枚点心，之所以做成这样或那样的大小，恐怕有些道理，其中，顾客适配与否，是经营者必须考量、无法绕开的。好比喝酒，喝了眼药水瓶那么一点点，自然不过瘾；但高过了身体最大的承受度，那就醉了，伤身子，甚至送命。

鲜奶小方之格局变化，肯定不会让人送命，不过也不能排除让人不爽，毕竟，一枚太少，两枚太多。多，无法避免地导致腻，然后是各种不舒服。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小芳”很能让人提升想象力；倘若换个“大芳”呢？我不确定实际效果会如何。

我相信当初的鲜奶小方定型，是充分考虑到顾客两个方面的承受力：经济上的和胃口上的。

喜欢吃鲜奶小方的买家不会过分计较价格因素，但由于饮食结构改变，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可在新奇度上，想必他们比三十多年前都有所退步。

出现审美疲劳的驱动力，往往来自于对数量的不加限制。因此，鲜奶小方的“扩容”策略是否体现了“刚刚好”？值得怀疑。

改革开放之后，英籍华人过秉忠回到中国进行商务活动，有感于上海的“奶油蛋糕”的所谓“奶油”基本上都是人造奶油（俗称麦淇淋）所为，硬邦邦的，想给上海人一种全新体验，便推出了鲜奶蛋糕。

1986年1月，过秉忠以自然人投资的身份与静安区粮食局合资（各自以45%的股权），加上静安区侨联再投资10%，成立了红宝石食品有限公司。1987年，红宝石第一家门店在华山路375号开业。

过秉忠的经历有点儿传奇色彩。他1921年出生，祖上为无锡名门望族；外婆与宋庆龄的母亲是亲姐妹；父亲过养默是著名建筑设计师。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抗战时为“飞虎队”做翻译；抗战胜利后，在长春全国最大的胶合板厂担任总工程师和总筹划师，“孔夫子旧书网”上还能买到他编的《胶合板制造工艺学》一书（1958年，中国林业出版社）；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移居英国与家人团聚；2009年去世。

过秉忠选择在中国投资，除了一份浓浓的乡情外，还有一个原因：1979年其发妻在伦敦去世后，他结识了在北方交大任教的上海人应女士。应老师不愿意去英国生活，也不愿放弃教职，所以过秉忠决定留在北京买房定居。

我记得第一次吃到鲜奶大蛋糕，大概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几年。我的一个亲戚从总部设在澳门的公司返沪，兜里有点钱，声称特地从“锦江饭店”（应该是开在锦江饭店附近的“红宝石”吧）买来一只鲜奶大蛋糕，供大家分享。听说花了九十几元，我们不免认为太奢侈了，自己怎么舍得花这样的代价来大快朵颐呢？现在想来，鲜奶小方的推出，很有可能考虑到大多数人买不起鲜奶大蛋糕，退而求其次，买块小方解解馋或请请客，比较经济实惠。

事实证明，三合板专家成为蛋糕专家，好像还是合乎逻辑的吧。过秉忠眼光独到，“红宝石”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收回了总额为20万的投资。

三十多年来，鲜奶小方总体上一仍其旧，保持着基本格局：简单、质朴、松软、细腻、小巧、清新。像那样格局的蛋糕，在鲜奶小方之后层出不穷，无论花式、档次，还是口感、质量等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鲜奶小方照样有一大批拥趸，当下还是“红宝石”里的一颗“红宝石”，不得不说是个奇特的现象。（西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