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新加坡国会大选投票拉开帷幕。

此前，新加坡总统哈莉玛已在总理李显龙建议下于6月23日解散国会，颁布选举令。新加坡各政党于6月30日大选提名日当天公布候选人名单，共有192名候选人竞逐国会93个议席。

新加坡总统哈莉玛23日宣布，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建议下，她当天解散国会，颁布选举令。图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新加坡总统府发表讲话。新华社 图

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领导的人民行动党（PAP）在1959年新加坡仍为英属自治邦时就掌握着立法机构。61年来，人民行动党历经新加坡自治、新马合并、新加坡独立，始终在国会/议会选举中获胜，长期保持执政地位。

据《南华早报》6月30日报道，许多政治观察家预计人民行动党将“轻松”（comfortably）获取选举胜利，延续其自1959年以来对新加坡不曾间断的统治。然而2020年的国会选举也是人民行动党自新加坡1965年独立以来第二次在改选全部国会议席的大选中迎接反对党的挑战。面对大选，执政党与反对党阵营都拿出了全力以赴的姿态。

为何人民行动党能在新加坡保持长期执政？这次选举人民行动党还能“躺赢”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为此梳理新加坡选举制度的特点如下。

议会民主制下的长期执政

新加坡国会为一院制，议员由选民选举产生，任期五年，占国会多数议席的政党组建政府。1959年以来，人民行动党一直在新加坡执政。据新华社报道，在2015年举行的上届国会选举中，人民行动党以69.86%的得票率赢得选举，获得国会89个议席中的83席。

新加坡国会选举采取“领先者当选”（first-past-the-post）制度，不论得票多少，在选区内获得最多数票的候选人即获胜。“领先者当选”制与比例代表制不同，后者的得票直接与议席多寡挂钩。在“领先者当选”制度下，一个政党得票比例和其获得议席比例并不一致。例如，人民行动党在2015年大选中的总得票率约为69.9%，却获得了约93.3%的国会议席。

1966年至1981年，人民行动党一直占据国会的全部席位，直到1981年才由胜选的工人党候选人惹耶勒南打破这一局面。在往届选举中，由于很多议席无人挑战，使得在任议员自动当选，而此次选举则是人民行动党自新加坡1965年独立以来第二次在全部国会议席都将改选的情况下迎接反对党的挑战。

据《南华早报》等媒体报道，新加坡工人党、新加坡前进党、新加坡民主党被认为能对人民行动党构成最大的挑战。工人党是老牌反对党，于上届议会中拥有9个议席（6个选区议席与3个非选区议席）；前进党由人民行动党前重要成员陈清木于2019年创立，并获得李显龙弟弟李显扬的加盟；民主党曾拥有国会议席，也是老牌反对党。

此次大选于疫情与经济的“双重危机”中举行，疫情应对与恢复经济的议题自然影响选举格局。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2日发表社论称，本次大选是“危机中的大选”，表面上看，危机中人民求稳定，对执政党有利，但反对党可以针对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进行评估，以理服人也可以把劣势转为优势。

特色集选区：为民族平等还是为“以老带少”？

集选区是新加坡独有的一种政治图景，需要候选人以组团方式竞选，必须包括至少一名少数族群（即非华裔）候选人。每个集选区议员人数4至6人不等，集选区选民只能投选一个政党的候选人团队。得票最多的团队所有候选人将全数当选国会议员。

新加坡大选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单选区与集选区，两种选区互不重叠，都采取“领先者当选”制度。3月15日，新加坡选区范围复核委员会重新划分了选区，本届大选将有14个单选区、6个四人集选区和11个五人集选区。选取范围复核委员会由新加坡总理带头成立。

集选区因议席众多颇显分量。2011年，工人党在秘书长刘程强领导下于阿裕尼集选区获得胜利，这是反对党首次于集选区打败人民行动党，并一举拿下5个议席。2015年工人党再度于该集选区获得胜利。不过，据《南华早报》报道，2015年阿裕尼集选区工人党得票率相较2011年下降了约4个百分点，领导人刘程强也宣布退休不再参与选举。

除此之外，被认为是新加坡第四代领导集团（“4G”）重要成员、有望接任总理职务的王瑞杰将率领人民行动党团队“空降”工人党战绩较佳的东海岸集选区。马来西亚《东方日报》引述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表示，王瑞杰在东海岸集选区必须争取得票率至少达到行动党的全国平均得票率，所以也有风险。

据《东方日报》6月30日报道，新加坡集选区制度自1988年大选开始实行至今。官方称，该制度的设立是为了“确保新加坡少数民族包括马来裔、印度裔和其他民族的权益”。

《联合早报》社论指出，过去许多人批评人民行动党利用集选区制度让部长级候选人为新人护航。参选集选区的竞选团队中可能包括相对热门与相对冷门的候选人，如此一来，选民对集选区热门候选人的支持也将帮助冷门候选人进入国会。

“负责任的反对党”

新加坡政府决定在疫情尚不明朗时展开选举招致反对党的普遍批评。据《联合早报》报道，一些反对党认为在疫情期间举行选举，导致竞选集会必须取消，走访选民活动也有诸多限制，这对反对党极为不公平。另一些政党则觉得竞选期太仓促，影响他们的准备工作。

6月28日，新加坡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Pritam Singh）称此次大选反对派有“全军覆没”（wipeout）的风险。据《海峡时报》报道，李显龙反驳称毕丹星言论是一种“心理战术”。另外，李显龙7月1日强调，新加坡设立了非选区议员制度，反对党议员在国会名额受到保障，无论如何反对党都不会被排除在国会之外。

根据《新加坡宪法》，如果新加坡国会选举中当选国会议员的反对党候选人少于下限，选举官就可以按照得票率的高低邀请若干得票率超过15%、却在大选中落败的反对党候选人加入新加坡国会，成为非选区议员。2016年底新加坡国会修宪后，非选区议员的人数上限增至12人，并享有和民选议员相同的投票权利，包括对修宪案、财政法案和不信任动议等事项进行表决。

1984年引入新加坡选举的非选区议员制长期以来是朝野阵营相互批评的热点。7月1日，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对非选区议员制度表态称，反对党若要有效监督政府，必须能对执政党构成政治压力和竞争，因此需要在选区扎根以发挥影响力。据《联合早报》报道，原则上反对该制度的工人党强调给予非选区议员与议员相同的投票权会让选民产生错觉，认为这只是执政党故意制造的“陷阱”，让反对党无法在特定选区扎根，不利于政治发展。

无论如何，新加坡反对党已累积了一定的政治能量。《海峡时报》6月27日分析指出，不久前宣布退休的工人党领导人刘程强为吸引足够的中间选民支持工人党，决定推动工人党转型为人们愿意尊重的“负责任的反对党”。为此，他要求党员穿戴整齐以树立负责任的形象，并推动工人党采取较为温和的路线，建立了基于“建设性批评”的反对派政治品牌。

刘程强选择隐退也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正面的反对党形象。生活在英国伦敦的政治分析师Loke Hoe Yeong向《南华早报》分析说，工人党于新加坡首次实现了反对党内平稳的领导层迭代，显示出他们具有信誉与规划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