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新闻周刊》以《代际传承断裂，方言濒危》为题，报道了我国多种方言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生存危机。

华夏大地，五方杂处，方言缤纷，真可谓是：“翻过一座山，声调就转弯；走过一田垄，语言大不同”。我国有着北方官话、晋语、吴语、闽语、粤语等十大汉语方言，包括97个方言片。中华儿女在历史的长河中所形成的各具特色的地方方言，承载着当地民众独特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蕴含着厚重瑰奇的文化积淀，是地方历史文化的记忆。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观念，族群平等是以语言平等为前提的。这一点，在少数民族政策中是很明晰的，但在方言问题上却显得模糊不清。如何尊重地方方言？周恩来总理堪称楷模。1958年7月，他考察广东新会时，问陪同的新会县委书记党向民：“会不会讲广东话？”党向民答：“会听不会讲。”周总理严肃地说：“在广东工作不懂、不会讲广东话怎么行？一定要讲，多学学。”从语言平等到观念平等，这一姿态和理念干部理应具备，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它也是不可或缺的现代文明意识的标志。

应该指出，自上世纪50年代初进行推广普通话运动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长足发展，不仅所有领导干部在几年内学会了使用普通话，而且所有学校都把“推普”作为一项主课，普通话风靡神州。从正面成果看，各地基本上都成为了“双语地区”——人们大体上都能同时熟练地掌握运用普通话与当地方言两种语言交流。但也无可讳言地出现了某些令人堪忧的现象，诸如一些中小学生基于交流全然使用普通话，而大大弱化了本土语言的运用能力，这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尤其是近些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加剧，方言的影响力和使用范围大不如前，方言流布式微，方言文化萎缩，如南宁的“白话”、东莞的“粤方言”、海南东南部的“儋州话”等都挣扎在存亡线上，处于急剧消失的状态。

人类语言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语言大致有两大功能，一是交流工具，二是文化载体。从交流工具而言，语言是尚同的；从文化载体而言，语言是尚异的。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一对异同矛盾？正确的道路唯有尽可能地实行平等的“双语制”（甚至“多语制”），“求同存异”的语言理念不止是扩大了交流的场域，更是拓宽文化空间的必由之路。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这一规定传递了一个重要讯息，即：在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普通话的同时，亟待保护传承方言文化。此乃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元素和鲜明标识。

这里，不妨说说咱上海话（吴语）的生态现状。普通话和上海话和谐共处的局面维持到上世纪80年代末，1992年起，上海市硬性规定所有中小学生课下也不允许讲上海话，上海话主持的电台、电视节目统统“下课”，导致大多“90后”以降的上海年轻人，普通话一口流利，但对上海话却说得支支吾吾，甚或听不懂，无怪乎，现如今某些中小学要开设“上海话培训班”。近年来，上海对吴语有所重视，在讲、听、看等方面不断推进，如《新民晚报》每周推出“上海闲话”专版，全部使用吴语正字，辞书出版社还出版过精编本《浓浓沪语海上情》；作家金宇澄的《繁花》叙述上运用普通话，而人物对话却用吴语，文本的方言色彩颇具沪上风情；海派都市滑稽戏继《石库门的笑声》《新版七十二家房客》后，近日又推出《悬空八只脚》。这部获得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由资深媒体评论员吴兴人和《新民晚报》高级记者邵宁父女编剧、上艺戏剧社出品的滑稽戏以老公房加装电梯这一民生问题为题材，通过一幢楼里10多户住家之间的各种巧合与矛盾，演绎了寻常上海人家的欢喜与苦恼，歌颂了平凡人物的美好情怀，也带来了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如何重建新型邻里关系的思考。它以味道纯正、富有魅力而广受青睐。

作为交流工具、文化载体，方言还是一方土地一方人的情感纽带、灵魂归宿。珍视方言，留下乡音，记住乡愁，保护好各地语音的“身份证”，这与时代前行并不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