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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佰》方言那些事:民国“广普”是桂林口音,“阿拉”还不是上海话
东方视频2020-08-31 20:57:09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 陈晨

八佰》单日票房连续10天破亿,以绝对优势蝉联全球周末冠军。影片罕见地使用了全方言的表达形式,让各地观众倍感亲切,出场人物也更加真实鲜活。

然而,影片中方言的使用也带来不少质疑。“谢晋元”饰演者杜淳来自河北,因片中“广普”不够标准引起网友讨论。辽宁人王千源讲起了陕西话、北京人李晨演山东兵、福建人欧豪则全程湖北方言……

片中的方言还原度如何?有哪些使用错误?正规军中口音天南地北原来跟蒋介石有关?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邀请到文史撰稿人郭晔旻,详解《八佰》片中方言的问题。

片中,杜淳饰演的“谢晋元”一角,因口音问题招致许多争议。部分观众表示其“广普”不够标准。对此郭晔旻表示,谢晋元的广普不标准才是对的,因为历史上的谢团长应该讲“客家话”。

“严格意义上来讲,谢晋元本人说的肯定不是‘广普’,因为他是广东梅县人,应该是说客家话,而不是说通常意义上的广东话或粤语。所以如果安排他说广东普通话,他说的不标准那才是对的。”

(图说:《八佰》片中,演员杜淳饰演524团团副谢晋元。)

此外,1937年的方言,也与现在的方言有很大不同。以“广普”为例,民国早期广东人说“官话”的口音,并不是现在使用的广东普通话口音。因为当时没有录音机、电视机等通讯手段,各省的官话都是“就近学”。广东虽然是省城,但不说官话,而是学广西的西南官话。广西桂林是距离广东最近的说官话的地方,所以当时学官话的广东人,口音实际上跟桂林话更接近。

所以,无论是以现在方言的标准去看谢晋元的口音,还是从原型角色的出身地来看,谢晋元的“广普”不标准是合理的。至于片中呈现的“不标准”是片方有意而为,还是考据不足,尚无从判断。

随着时代变迁,方言也在发展变化,但各地方言的变化程度不尽相同。湖北地区的方言相对稳定,比较接近现在使用的口音,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影片湖北话的还原度也较高。但租界里上海市民的上海话,却不够符合历史情况。

据郭晔旻介绍,影片中出现的“上海话”,实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才形成的,是比较“新”的上海话。并不符合影片1937年的背景设定。

“片中上海人说‘我们’全部是用‘阿拉’的,但‘阿拉’是从宁波话来的。如果时间在1937年的话,一些年纪大的人,像电影里一直站在阳台上拿望远镜看的老教授,他可能还没有接受‘阿拉’这样一个比较新的词,可能还是说‘吾伲’的。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用词的差别。制片方可能是找了一群会说现在上海话的人,实际上1937年的上海话可能更接近与浦东或者是南汇郊县的口音。”

镇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口音天南地北。端午、小湖北讲“湖北话”,朱胜忠讲“陕西话”,杨瑞符讲“天津话”……这样一个口音混杂的军队,是符合史实的吗?

实际上,从清朝开始,军队编制就有一个原则,每一个地方驻扎的军队都要从本地招募。这样可以保证士兵们不会逃跑或作恶。所以军队内部的口音也比较纯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民国前期。《八佰》中出现的军队内部口音混杂,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

首先,《八佰》中军队的原型是88师,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蒋的嫡系部队招募原则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而黄埔军校本身就是全国招生,学校内部有来自各地方的人。

“比如后来做到蒋介石副手的陈诚,实际上是浙江青田人;胡宗南是宁波人,是蒋介石的老乡。所以,黄埔军校本身就是一个很混杂的群体,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央军内部各地方的人都有,就像《八佰》里呈现的那样。” 郭晔旻介绍道。

“另外,电影里也提到了,因为88师在淞沪会战中损失很大,人员替换很多,后备兵源是从湖北、安徽、浙江等地方的民团里补充的,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的话,军队口音混杂就更加正常了。”

片中姜武饰演的东北军“老铁”,自称来自安东(现辽宁丹东),跟过“张大帅”,而张口却是山东口音。不少观众观看时对此产生疑惑。而在郭晔旻来看,这个角色的口音设计是非常成功的。

(图说:演员姜武饰演524团一营士兵老铁。)

“他的山东口音正好和当时的‘闯关东’的情况是符合的。当时闯关东来到东北的群体中,山东的、宜宾的非常多。”

在中国电影历史上,普通士兵说方言是近一二十年才被接受的事。著名电影人石挥的影片《关连长》(1951年)就因让主角讲山东话而招致批评。从《八佰》不难看出,说方言让人物形象更“接地气”,更加真实、鲜活。

(图说:1951年讲述解放上海的影片《关连长》)

片中大量使用方言之外,也有“谢团长”“方记者”这样使用“当地普通话”的角色。在清末民初,现在的普通话被称为“国语”或“官话。”中国推广“官话”很早就开始了,但碍于技术原因,推广速度和范围都比较受限。这一点在片中也不难看出。

“官话”一词最早在明朝出现。当时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发现,中国各省说的话各不相同,但有一种通用的语言称为“官话”。他在书信里写到:“学会了官话,可以在各省使用,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

到了民国初期,“官话”一词被“国语”取代。1923年,中华民国政府确立了通行至今的“国语官方语言”,其书面基于现代北方官话的白话文语法,口语基于北京话语音。国共内战之后,由于政治历史原因,大陆改称其为普通话,台湾依旧称国语。

在郭晔旻来看,片中方记者在四行仓库进行采访时,说的是“上海普通话”而非纯粹的“上海话”,说明当时大家已经认同国语是和各地民众互相沟通的一个工具。

“包括最后和谢晋元谈判的特派员,他可能是河南或者中原官话的口音,方言本身就比较接近普通话,所以不需要改变自己的口音,但谢晋元仍然是说广东普通话。大家都是在用国语进行比较严肃、比较正式的交流。包括影片里租界的捐款宣传,大喇叭里也是在用国语进行宣传,也说明即便当时国语的普及程度可能不像我们现在这样高,但是大家都已经有了用国语来进行互相交流的意识了。”

作者:陈晨
选稿:马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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