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家族》……讲的是我的那些乡亲们讲述过的民间传奇，当然还有我对美好爱情、自由生活的渴望。”

——莫言

  馆藏签名本《红高粱家族》

作者：莫 言

《红高粱家族》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长篇小说，创作于1986年。《红高粱家族》由《红高粱》《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五部组成。莫言的这部作品用灵性激活历史，突破以往文学中“老故事、老思想、老人物、老语言、老套路”等窠臼，在把中国当代战争小说提升到世界一流文学高度的同时，也为当代影视作品注入了影响深远的活力。

 1988年，由此改编的电影《红高粱》荣获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中国电影。

莫言，本名管谟业，1955年出生于山东高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80年代中期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00年，莫言的《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5年莫言的《檀香刑》全票入围茅盾文学奖初选。2011年莫言凭借作品《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2019年7月30日，被秘鲁天主教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在对时代背景进行塑造时，莫言通过狂欢式的语言形式给读者展现了抗日战争初期的时代情绪，既有压抑、荒凉、凄楚、沉闷，又有欢乐、抗争、激愤，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下奏响时代的旋律，在冲突与纠结之间表达一种忧郁的悲剧感，有动荡不安的社会给人民造成的祸患，有因为列强入侵带给人民的毁灭性伤害。莫言竭尽全力对几乎所有的战争场面都进行了精心的雕刻，在这些血肉交汇之中，莫言描绘了一片红如鲜血的红高粱，整个世界都是血红的。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就像他所说的：“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就是在这片充满梦幻与神奇，浪漫与纯真，充满生命力的土地上，展现出壮美的画面：站立着无边无际凄婉可人的、激荡着爱情波浪的红高粱；款款流动着的墨水河；伴随着螃蟹散发出的腥甜。高密东北乡的壮美画面对应着作者开阔、宏大、丰满、艳丽、血腥的语言。莫言用这种语言追述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叙述者以及他的爷爷、奶奶、父亲时候的那场华丽的战役，表现出细腻独特的生命体验。

王文义伸手摸耳朵，摸到一手血，一阵尖叫后，他就瘫了：“司令，我挂彩啦！我挂彩啦，我挂彩啦。”

余司令从前边回来，蹲下，捏着王文义的脖子，压低嗓门说：“别叫，再叫我就毙了你！”

王文义不敢叫了。

“伤着哪儿啦？”余司令问。
     “耳朵……”王文义哭着说。
     余司令从腰里抽出一块包袱皮样的白布，嚓一声撕成两半，递给王文义，说：“先捂着，别出声，跟着走，到了路上再包扎。”
     余司令又叫：“豆官。”父亲应了，余司令就牵着他的手走。王文义哼哼唧唧地跟在后边。
    适才那一枪，是扛着一盘耙在头前开路的大个子哑巴，不慎摔倒，背上的长枪走了火。哑巴是余司令的老朋友，一同在高粱地里吃过“拤饼”的草莽英雄，他的一只脚因在母腹中受过伤，走起来一颠一颠，但非常快。父亲有些怕他。
    黎明前后这场大雾，终于在余司令的队伍跨上胶平公路时溃散下去。故乡八月，是多雾的季节，也许是地势低洼土壤潮湿所致吧。走上公路后，父亲顿时感到身体灵巧轻便，脚板利索有劲，他松开了抓住余司令衣角的手。王文义用白布捂着血耳朵，满脸哭相。余司令给他粗手粗脚包扎耳朵，连半个头也包住了。王文义痛得龇牙咧嘴。
    余司令说：“你好大的命！”
    王文义说：“我的血流光了，我不能去啦！”
    余司令说：“屁，蚊子咬了一口也不过这样，忘了你那三个儿子啦吧！”
    王文义垂下头，嘟嘟哝哝说：“没忘，没忘。”
    他背着一支长筒子鸟枪，枪托儿血红色。装火药的扁铁盒斜吊在他的屁股上。
    那些残存的雾都退到高粱地里去了。大路上铺着一层粗砂，没有牛马脚踪，更无人的脚印。相对着路两侧茂密的高粱，公路荒凉，荒唐，令人感到不祥。父亲早就知道余司令的队伍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人，但这些人住在村里时，搅得鸡飞狗跳，仿佛满村是兵。队伍摆在大路上，三十多人缩成一团，像一条冻僵了的蛇。枪支七长八短，土炮、鸟枪、老汉阳，方六方七兄弟俩抬着一门能把小秤砣打出去的大抬杆子。哑巴扛着一盘长方形的平整土地用的、周遭二十六根铁尖齿的耙。另有三个队员扛着一盘。父亲当时还不知道打伏击是怎么一回事，更不知道打伏击为什么还要扛上四盘铁齿耙。
    为了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我曾经跑回高密东北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调查的重点，就是这场我父亲参加过的、在墨水河边打死鬼子少将的著名战斗。我们村里一个九十二岁的老太太对我说：“东北乡，人万千，阵势列在墨河边。余司令，阵前站，一举手炮声连环。东洋鬼子魂儿散，纷纷落在地平川。女中魁首戴凤莲，花容月貌巧机关，调来铁耙摆连环，挡住鬼子不能前……”老太婆头顶秃得像一个陶罐，面孔都朽了，干手上凸着一条条丝瓜瓤子一样的筋。她是三九年八月中秋节那场大屠杀的幸存者，那时她因脚上生疮跑不动，被丈夫塞进地瓜窖子里藏起来，天凑地巧活了下来。老太婆所唱快板中的戴凤莲，就是我奶奶的大号。听到这里，我兴奋异常。这说明，用铁耙挡住鬼子汽车退路的计谋竟是我奶奶这个女流想出来的。我奶奶也应该是抗日的先锋，民族的英雄
    提起我的奶奶，老太太话就多了。她的话破碎零乱，像一群随风遍地滚的树叶。她说起我奶奶的脚，是全村最小的脚。我们家的烧酒后劲好大。说到胶平公路时，她的话连贯起来：“路修到咱这地盘时哪……高粱齐腰深了……鬼子把能干活的人都赶去了……打毛子工，都偷懒磨滑……你们家里那两头大黑骡子也给拉去了……鬼子在墨水河上架石桥……罗汉，你们家那个老长工……他和你奶奶不大清白咧，人家都这么说……呵呀呀，你奶奶年轻时花花事儿多着咧……你爹多能干，十五岁就杀人，杂种出好汉，十有九个都不善……罗汉去铲骡子腿……被捉住零刀子剐啦……鬼子糟害人呢，在锅里拉屎，盆里撒尿。那年，去挑水，挑上来一个什么呀，一个人头呀，扎着大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