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特别强调历史的具体性，且认为此乃第一位的，他解释道，具体性“就是一定的时间、空间和条件。这是黑格尔、马克思所特别强调的，也的确极重要，所以位居首位。一切事件、存在、命运都要在具体环境中来探究、讨论”。按这种语辞，历史总是在特定的时空内发生，也就是说，当我们审视或反观历史时，需要进入那些鲜活的事例或个人，抽象而空泛的谈“道”非但无关历史，即便体系卓然，也会成为超存在的与“人”无关的疏远的经验。如此说来，打开一通书札特别是某一时段/事件参与者书札的过程，即是温情地了解个案、深入历史、还原真相的过程。我个人始终秉持如下观点，坚信每通书札都是历史的“孤儿”，只有将这些承担着个体命运的“白纸黑字”自波云诡谲的时代大潮打捞出来，历史才会鲜活、生动且入耳入目，它的悲欢离合起落兴衰才会给人切肤之受并能引人省思。

每个学人“进入”历史固然会有通用之规，但实际上各有自己的独特门径。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三大原则：“历史应该从内部来看”，“历史应该从过去来看”，“中国的近代应该从近代与前近代的关联来把握”。内部、过去和关联这三个关键词最好的展演者，窃认为就是书札。通常而言，书札即书信，这是比较狭义的说法。事实上，便条、笔记甚至简短的公示、诗文纸笺都可以纳入书札之列，当然，这个概念就有些扩大了。说起书札的缘起，也颇有意思。纸张未普及时，竹片或木片乃常用的书写材料，其形条状而狭长，竹片称“简”，木片称“札”或“牍”，故而也叫书简、书札。纸张出现后，“笺”和“笺”就成了文人墨客、显官达人的书写交流工具了。此外，还有大户人家才用得起的绢、帛等丝织物，书写之后成品则呼为尺素。千万莫要小看了这些小小的、甚至只言片语的书札，它是传统士人真情实感的最重要载体之一。也就是说，当我们打开一纸前人的书札，实际上开启了观测历史的一道缝隙甚至一扇门窗。借此，以小见大、以管窥豹，通过“在场”的言说捕捉即时的时代风貌和社会变迁。

必须指出，《墨色将至：晚清关键事件中的名人和书札》所试图表现出来的，就是历史的具体性和现场感。以往，在宏大的叙事结构中，人物包括事件只是一个个被标准化的符号——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人物也好，事件也罢，将面对本质真实、绝对真实、新闻真实、哲学真实等各种所谓“真实”的解构，这是一种无奈的常识。这种无奈，不仅仅来源于个人私心或知识性偏见，还来源于国家和社会这种政治性构建的需要。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在1931年出版的小册子《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就指出，历史学家大都具有这样的倾向，即站在新教徒与辉格党的立场上写作，只要是成功的就去赞扬，强调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以及编造出一个修正当今的叙述。这种历史阐释模式，是“从他自己的时代视角来组织他对历史的规划，他从那个他可以用貌似合理的理论稳固自己的顶峰，很微妙地颠覆一切”，也就是说，辉格党式学者惯于根据历史的结果来选取历史叙事的路径，在专业上这种路径是一种后置性史学，从结果出发，寻找、裁剪富有戏剧性的史料，达到自己的历史叙事目的，“制造一种巨大的视觉幻觉”，从而“这个逻辑站在辉格党人的一边，并且让辉格党人看上去似乎是进步的合作者”。

显然，这种叙述模式下的人物是脸谱化的，而其表现出来的立场是格式化的，即便其人为非，也是一种进场立场判定而出的否定，一个普通读者无法穿越浩如烟海的迷雾去体察他们的内心世界、才情识见和真情实感，遑论深入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跌宕起伏的矛盾冲突并报以同情之理解。因此，惟有切近人物和事件的一呼一吸，才能对已经解体的政治、社会和价值秩序做出正确的解读和判断。《墨色将至：晚清关键事件中的名人和书札》中的一个鲜活的例子可佐证上述。

同治九年（1870）农历7月26日，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刺马案”，清朝一代“名臣”两江总督马新贻检阅完毕回衙途中，有人拦轿告状，其接纸阅览时，被一名男子手持匕首刺入右肋。当日，马新贻口述遗折，次日不治而亡。由其继子马毓桢代笔的遗折墨迹仍在，其言：“伏念臣身经行阵，叠遭危险，俱以坚忍固守，幸获保全，不意戎马余生，忽遘此变，祸生不测，命在垂危。此实由臣福薄灾生，不能再邀恩眷。而现当边陲未靖，外患环生，既不能运筹决策，为朝廷纾西顾之忧，又不能御侮折冲，为海内弭无形之祸，耿耿此心，死不瞑目。”自遗折可知，马新贻对自己为何被刺，毫不知情，而据传慈禧闻知，也惊异莫名：“马新贻此事岂不甚奇？”朝廷连着江宁将军魁玉、布政使梅启照审理此案，不得明白，又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前去“熬审”，也无结果，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凶犯张汶详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由此结案，曾国藩监斩，张汶祥被依法处置。凶手虽然死了，围绕案件的种种是非却一直没有消停，或曰曾国藩主使说，或曰丁日昌指使说。而会审人员异常举动也令人瞠目结舌。钦差大臣郑敦谨审完案，立即退出官场。与马新贻交厚的会审官员孙衣言、袁保庆拒绝签字。而按薛福成在《庸庵笔记》的说法：“先是，有丹阳某生者，梦见吏役持名单一纸，所录殆数十人口第一名为张汶祥，第三名为马新贻，而己则在数十名以外。寤而告人，决计不与秋试。未半月，而端敏被刺，某生以是冬十月卒。惟张汶祥名列第一，而死在明年二月，咸莫测其故也。”

如果没有这些鲜活的墨迹透露出当事人的心态，我们很容易陷入上文所说的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是一种一分为二、非黑即白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能够将世界分为进步的朋友和敌人，很容易找到推动历史发展的人和找到决定历史命运的时刻，以致于“未来与过去的冲突”可以称为进步的与落后的之间的争斗。亦即被刺的马新贻代表的是封建势力，而刺客张汶详代表的是新生力量，参与会审的官员则是统治者的帮凶。如是而言，这种“总是从现在的角度来撰写”的历史会让人变得简单而不知所措。

这样便可以看出《墨色将至：晚清关键事件中的名人和书札》的企图了。十九个重大历史事件，一百六十一位重要历史人物，都在精美的私人笺纸上一一呈现，这些书札或红或黄，或白或金，每每有莲梅松竹等砑花图案，流露出来的简静的色差和清淡的图案之美，恰恰是真实历史的一种对照性呈现，不能不留人往返不已且深思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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