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贝加莫  资料图

2020年2月下旬，意大利成了欧洲新冠疫情的震中，这个人口老龄化严重程度全球第二的南欧发达国家遭到了病毒的残酷“攻击”。

7个月后，第二波疫情再次在意大利暴发，即使经受了第一波疫情的严酷考验，卫生系统已有了充足的应对经验和教训，各级政府和民众也有了各项准备，但疫情仍再一次趋于严峻——数千人死亡，全意大利的医疗资源再次到了临界点。

意大利的现状充满警示——即使在世界上最富裕、医疗资源最充裕的地区，新冠疫情一旦在人群中大规模流行，任何国家的医疗系统迟早都会来到崩溃的悬崖边。

3月中旬，意大利第一波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独家专访了北部伦巴第大区的疫情震中——贝加莫市最大的公立医院教皇若望23世医院（Papa Giovanni XXIII）医学部副主任斯特凡诺·法焦利（Stefano Fagiuoli）医生，他在早期救治病人过程中不幸染疾，所幸最终从中康复。一天晚上，他在电话里用疲惫的声音向澎湃新闻记者描述着医院里的每个人与新冠病毒陷入苦战的情景。

“尽管我从不害怕工作中的痛苦和折磨，但现在发生的这一切真的让人无法承受。作为医生，虽然你已意识到（一些病人）没希望了，而你在过去的10多天里一直在努力想要救活他们，但是你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做还是不够的时候，你会不断怀疑自己，我还可以坚持下去吗？然后，最终你自己也生病了，意识到自己突然变得无用了，反而成了同事的’负担’，心里真的很难受。” 法焦利说道。

彼时，生活因疫情发生巨变的贝加莫居民克劳迪奥·雷加佐尼也向澎湃新闻指出，自己对疫情的严重程度感到绝望，“我已经不大相信官方数字了。根本就没有做足够的测试，现在的数据没有任何意义。教堂的丧钟每日敲响、军队出动装甲车搬运亡者遗体、讣告登满贝加莫的报纸、医护感染医院极限承压，在我的记忆里，意大利从没经历过这样的国家灾难。”

5月，康复后的法焦利回到医院，和同事们再一次投入到抗击病毒，救治病人的第一线至今。与此同时，雷加佐尼则继续保持社交距离，被迫过着独居的生活，“我希望见到人，希望天天都可看见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而疫情以前我可不是这样的，那时从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变得这么喜欢热闹。”

圣诞节前夕，和许多欧美国家一样，意大利不幸陷入新一波疫情的笼罩之中。澎湃新闻数次尝试连线法焦利医生，询问他这一年的经历和眼下的状况，然而都因为他太忙碌而未能成功。在本系列报道截止前，法焦利终于通过邮件发回了一些回复。

至于雷加佐尼，他则在澎湃新闻年终再度连线时坦言，但愿新冠病毒明年彻底消失，“浩劫之后，需要修复的东西太多了。

贝加莫的牺牲不能只是历史。

今年真的是与众不同的一年。

2020年3月第一波疫情趋于缓和之后，我们在5月4日全面恢复了医院的日常门诊和出诊。到9月，我们恢复了除新冠病人以外病人的正常住院。

在意大利的第二波疫情中，我们成功地维持了医院在门诊和日间住院方面的正常运作。其间，我们的病人数量在小幅减少(约15%)约两周后，又重新回到全负荷运作的状态。

此前，在应对第一波疫情中，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在面对第二波疫情时我们也付出了相似的努力，这对我们身体和精神上的要求一直是相当苛刻的。大约10%-12% 的医院医护人员还感染了新冠病毒。

到目前为止，2020年我们医院的急诊室总共接待了超过5000人次的病人，其中超过2800人是在2月22日至11月30日期间住院的，至于其他轻症患者，他们都被送回家居家隔离了。

所幸的是，由于贝加莫眼下疫情并没有第一波时严重，故我们正在从第二波疫情中逐渐走出来。不过，从疫情中恢复的过程是漫长的。我们发现，大约30%-35%的新冠病毒患者在病愈后存在长期的后遗症，好在大多数是轻微的。

2020年3月，贝加莫最大的公立医院教皇若望23世医院医学部副主任斯特凡诺·法焦利（Stefano Fagiuoli）连续工作十多天后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他在隔离期间发布视频向社会求助。

回顾这一年，让我最难忘的是对未知疾病的恐惧，以及无法帮助同事时的无力感和孤独感。

压力最大的时刻是在大流行暴发之初。当我们在组建救援队伍的时候，太多的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以及所需措施的特殊性。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们在疫情之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事实上，至今我仍看到太多的人没有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控制疫情，这极为重要。这一点过去是令人难过的，而现在也是如此。

在新冠疫情中，我有很多朋友和亲戚都生病了，甚至好几个人都过世了。这让我相信，在这场疫情中，没有人是安全的。

要说人类应当从这场大流行中学到什么重要的教训？我认为最主要的教训是——在如此困难的时期，人们应当从整体利益角度出发去思考，而不是一味自私。

正因如此，我2021年的愿望是，可以看到这场大流行的结束。

今年的生活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新冠疫情来临之前，原本我家里大家都在准备新的生活：我将要开始新的工作，妹妹找到了巴黎一家博物馆的职位，所有人都高高兴兴的，觉得今年有个好开头。

回过头来想，那时就跟做梦一样。

3月份，我们所在的贝加莫突然遭遇了第一波疫情打击。没人会想到新闻里的病毒一下就来到了我们身边。那个时候，教堂的丧钟每日敲响、军队出动装甲车搬运亡者遗体、讣告登满贝加莫的报纸、医护感染医院极限承压，在我的记忆里，意大利从没经历过这样的国家灾难。

3月底到4月的时候，虽然疫情可怖，但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团结一心的感觉。医护人员只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必定会得到雷鸣一般的掌声和鼓励。“我们就是贝加莫”的标语到处都是，在电视上你也可看见其他欧洲国家的普通人、专家、政客也来给我们鼓劲。当时贝加莫每天都有人去世，这一点不假，但我感到仿佛整个意大利，甚至世界都在贝加莫身边。

然而，现在我们似乎进入了“堑壕战”状态，就像我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曾祖父描述的那样，抗击疫情的“战事”变成了来回拉锯的折磨。自入秋以来，贝加莫的医院再次爆满，到了11月，宵禁又回来了，街道又变成了一片死寂。现在人们甚至不再对医护人员喝彩了，因为抗疫热情消退后，大家必须重新面对就医难、病床少的状态，特别是那些本来就患有重病的人，他们处境更难了。

为了控制圣诞假期的人流，意大利政府又宣布了新的封锁措施。这独居的日子我是再也过不下去了，我希望见到人，希望天天都可以看见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而疫情以前我可不是这样的，那时从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变得这么喜欢热闹。

然而，新冠病毒的打击也让一些贝加莫居民出现了与我相反的倾向。眼下，不单单是我家里的朋友亲人，而且连社区里的一些居民都感到自己对他人的恐惧加深了。这些人在疫情长期化后变得更习惯独居。

经过几个月的隔离，政府、媒体和医护人员又反复“轰炸”般地宣讲防疫措施，贝加莫的民众早已条件反射式地形成了保持社交距离的习惯。那么多人逝去了，送别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敢给遗体换衣服，怕染上新冠病毒，这对崇尚阖家其乐融融的意大利家庭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当下，我周围很多人都出现了心理问题。在贝加莫，现在每天都有心理干预小组来提供服务，甚至连一些教堂都已经被用作集体心理治疗的场地。

但愿新冠病毒明年彻底消失，浩劫之后，需要修复的东西太多了。倘若物理和心理意义上的重建也将是一场艰难之旅的话，那我希望这至少可以早点开始。

贝加莫的牺牲不能只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