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科白戏

科白戏以科白为主，偶尔穿插乐、歌舞，乡演时事，重滑稽，含讽刺，成都的《刘辟责买》一剧，是当代时事讽刺剧中的一大典型。

《刘辟责买》一剧是在唐宪宗元和元年（806）九月，高崇文入成都时编成。此剧虽未公开演出，却比能公开演出的一般剧目意义更大，价值更高。

踏谣娘舞俑

五代成都的科白戏，还有一出与《刘辟责买》一样触忤时政的政治讽刺剧《以王衍为戏》，事见《蜀梼杌》下卷：“（后蜀）广政元年（938），上己，游大慈寺，宴从官于玉溪院，赋诗。俳优以王衍为戏，命斩之。”此戏的编演者以前蜀王衍的荒淫为题材，名义上讽刺王衍，实际是讽刺当朝的孟昶，触犯了时弊，遂遭杀害。这为我国古代戏剧史又谱写了一曲悲壮之歌。

（五）参军戏

参军戏创造之初，搬演参军官职的故事，因此得名，后来则自由运用此体，多选取现实题材，以演出种种故事。参军戏属于科白类戏，是古代话剧的重点，它以科、白并重，全演故事，亦可穿插歌舞。参军戏发展到唐代，随着市民文学的潮流，流行于大城市之间；到了五代，更为普遍。前蜀王建时，流行参军戏，戏内参军每每遭受讥讽侮辱，致使当时因受贬谪而为参军者，多不愿任职。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六记载：“王宗侃责受维州（今四川省理县东北）司户参军，曰：‘要我头时，断去！谁能作此措大官，使俳优为弄参军邪！’”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代宦官俑

（六）傀儡戏

我国的傀儡戏，在唐以前，与“百戏”相混；到了唐代，日趋成熟，正如林滋《木人赋》中所说的：“贯彼五行，超诸百戏”，能使木偶作复杂活动，由人为之声，有若生人，能演故事。由于傀儡戏道具设备简单，活动方便，便于流行州县小邑，颇受民间大众的欢迎。当时的傀儡戏常以老人为主角，表演以人生为主题的故事，有生动情节，有感人效果。 晚唐、五代成都的傀儡戏普遍流行，军府官吏不便入市观看，就叫来官邸内表演。《北梦琐言》卷三称，唐僖宗乾符年间（874年起，共六年）崔安潜镇西川时，“频于使宅堂前弄傀儡子，军人百姓穿宅观看，一无禁止。”前蜀王衍生平看傀儡戏甚多，印象特别深刻。他曾说：“切道断人生几何？有分者任作傀儡。”降后唐到咸阳（今陕西咸阳市）时，仍撰曲子说：“尽是一场傀儡！”

木偶戏

（七）猴戏

唐以前的猴戏，属于民间“百戏”之一，只是由猴表演，令人惊奇，引人笑乐而已。根据已发现的史料，唯有唐、五代西蜀的猴戏，才跨入了有科白，演故事，能感发观众的戏剧境界。这种猴戏由人与猴合演，猴任表情，人任说白。猴戏比傀儡戏更进一步，木偶还靠人手操纵，不能自演；而猴已与人对立，能独自表演。猴是有灵的动物，且甚慧黠，具有先天性的讽刺。剧作者善于利用这个特性，设计适当，将戏剧主题落在讽刺上，便能完成“重讽刺”。成都的《侯侍中来》便是唐代猴戏中的典型。

唐代胡人舞俑

《侯侍中来》一戏是我国猴戏仅存的完整记录，事出成都，演出时间是在后蜀广政年间，约在公元960年。五百多年后，约在公元1480年，明代讽刺汪直的宫廷院本，基本上模仿《侯侍中来》一戏，主要把“侯侍中来”一句改为“汪太监来”而已。 五代成都猴戏的普遍流行，还表现在：不仅民间演猴戏的杨于度饲养胡狲，就是后蜀孟昶宫中亦喜爱饲猴。《太平广记》卷四四六《杨于度》条，对此亦有记载：“一日，内厩胡狲维绝走上殿阁，蜀主令人射之。以其骄捷，皆不之中，竟不能捉获三日。内竖奏杨于度善弄胡狲，试令捉之，遂以十余头入，望殿上拜，拱手作一行立。内厩胡狲亦在舍上窥觑。于度高声唱言：‘奉敕捉舍上胡狲来！’手下胡狲一时上舍，各手把捉内厩胡狲，立在殿上。蜀主大悦，因赐杨于度绯衫钱帛，收系教坊。”

唐代壁画上的舞姬

综上可见，唐、五代成都戏剧的伎艺活动最为活跃，“蜀戏冠天下”，自是名不虚传。

（参考文献：《志林大观》第8期）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供稿：成都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