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马勒，出生在波西米亚底层的犹太家庭，浓烈的悲怆色彩伴随一生；

丁善德，生于鱼米之乡，自幼浸润在民间音乐中，作品中满怀憧憬与诗意；

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名字，被一个数字连接在一起——1911。

这一年，马勒在维也纳逝世，这一年丁善德在江苏出生。

1月15日晚，在余隆的挥棒下，上海交响乐团将携手女高音歌唱家黄英和低男中音歌唱家沈洋带来丁善德和马勒的作品，开启一场东西方音乐的交汇与共振。

“这是一场生与死的对话。在这场音乐会中，你能听到对死的叹息，对生的憧憬。”余隆说。

“命中注定”的牵线人

如果说，“1911”意外地串起了马勒与丁善德之间的缘分，那么余隆则是这两位东西方音乐家“命中注定”的牵线人。

小时候，正是在外公丁善德的耳濡目染下，余隆踏进音乐的世界。他还记得，那时候家里总是门庭若市，“李德伦、贺绿汀，他们总是过来串门，和外公天高海阔地聊天，而我就在旁边，一边做作业，一边竖着耳朵听。”

在余隆看来，一生钟情于民族风格音乐创作的丁善德，所写的艺术歌曲，大多是以“小曲子讲大故事”，充满了质朴的情感。“你看，从《爱人送我向日葵》到《槐花几时开》，每首曲子都洋溢着生活气息和炙热的感情。直到今天，你依然会被其中的真诚和良善感动。”

而晚期作品声乐套曲《滇西诗钞》，更是余隆看着外公写就的。

1984年戴洪麟在滇西游玩时，看到当地的风土人情有感而发创作了一组诗。这组诗发表在一张不显眼的小报上，丁善德曾去过云南旅游，当他无意间读到这首诗，仿佛身临其境，于是就下笔将其谱写成了一部声乐套曲。

虽然写的是云南民歌，但丁善德却在其中融入了大量现代技法，洋溢着青春气息。“改革开放后，那一代艺术家拆除了固有的思维藩篱，好像每一口空气都是新鲜的。当时我还年轻，不太懂，现在明白了，任何事情都必须在创新中传承。”

几年后，余隆赴德国留学，马勒成为他情有独钟的作曲家。同为指挥家的身份，更让余隆对马勒平添一份亲近之意。

马勒曾形容自己是一个三重无家可归的人——在奥地利作为波希米亚人，在日尔曼人中作为奥地利人，在世界上作为一个犹太人，到哪都是陌生人，永远不受欢迎。生活的假象和命运的遭受在马勒的心灵深处斗争交织，种种情绪之间瞬息万状的变化，深植于他的人格特性与音乐本质之中 。

“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在作品能够听到对死亡的悲伤和生命的叹息。”

生的炙热与死的悲凉

这场音乐会的作品，不光要听，更要读，读这些歌词中的故事与情绪。“这是一场有些文艺范儿的音乐会，应该把歌词打在屏幕上”，说着，余隆就接过曲谱哼了起来。

高高山上（哟啊）一树（喔）槐（哟喂），

手把栏杆（啥）望郎来（哟喂），

娘问女儿呀，你望啥子（哟喂）？

唉，我望槐花（啥）几时开（哟喂）。

——《槐花几时开》

“这样的歌词，今天很难再写出来，那么朴素单纯却又那么炽热的爱情。”余隆感叹道。

丁善德的作品满是对生活的热情赞美，而马勒的作品则充斥着对人性的深邃思考。但它们不谋而合之处，是对爱的歌颂。

《吕克特之歌》歌词选自诗人吕克特的诗集，它幽暗感伤，是对命运无常的哀叹。写这部作品时，马勒刚刚大病一场，经过了死亡的煎熬，他对世俗生命更为超脱。但即便这样，他还是不忘歌唱爱情。

“我成了世上陌路人

失去了太多好时光

人们再也听不到我的歌

他们说我已经死亡

可这并不能让我终生牵挂

就让人们说我已经死亡

我对世人再无话可说

我真是已经死亡

永别了这喧嚣的人世

安息在一个宁静的地方

我独自生活在我的天国中

伴着我的爱情，我的歌唱”

——《我告别了尘世》

“在东西方完全不同的音乐语境中，在生的炙热与死的悲凉之间，去感受对话和碰撞，对刚刚经历了2020年的所有人而言，更有意义。”余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