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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弄堂里，有少部分居民依旧过着倒马桶的生活。

这是上海人与马桶之间“爱恨情仇”的一个缩影。

事实上，上海人为了甩掉这只马桶所进行的斗争，可谓是旷日持久。

装马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今天当人们提到“马桶”时，多半说的是抽水马桶。

只有当前面加上“倒”这个动词时，人们才会想到老式的木质马桶。

在不少反映上海市井生活的照片和影视剧中，都有上海人清晨倒马桶的场景。

一面是繁华都市，一面是手拎马桶。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反差，上海人倒马桶的形象被全国人民记住了。

这些年来，为了甩掉这只马桶，上海不可谓不努力。相关部门花了许多力气对老房进行改造，“一平方米马桶”工程一直在持续推进中。

平心而论，在如今的上海，“拎马桶”所涉及的人口比例已经非常小了，但却真切地影响着这部分人群的生活品质。

张丽（化名）在南京路“背面”的五福弄住了三十多年。那里是木结构两层楼的老房子，有百余年历史了。

每天早晨，她都要赶在9点以前，到隔壁盆汤弄67号公共厕所的倒粪站去倒马桶。

说到这只马桶，她叹了口气：“大修辰光改建，有条件的人家都装好马桶了。阿拉屋里老多人来调研过了，没办法装，实在太小了。”

到底有多小？张丽一家三口，儿子早已成年，总共的居住面积仅有13.7个平方。

老夫妻俩现在就盼着儿子结婚后搬出去，好腾出空间。“等儿子结婚了，阿拉也考虑要装（马桶）了。”张丽说。

在空间逼仄的旧里，装马桶这件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相配合：

家里要能辟出一个迷你卫生间，要有排污管道，还要解决好邻里关系问题……

那些消灭了马桶的人家，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付建国（化名）夫妇住在附近的天津路上，房屋面积19个平方。

10年前老房大修铺设排污管道，他给排管师傅塞了条香烟，把管道通进家里，终于装上了抽水马桶。

不仅如此，老付家在附近还有一处8.4平米的房屋出租。他给这间出租屋安装了电马桶，月租金马上达到了2000块。

五福弄、石潭弄、盆汤弄……南京路背面的这些老弄堂保留了上海旧式里弄的风貌。

它们纵横交错，层层叠叠，不仔细看门牌号，根本分不清楚。

这一片到底有多少户人家至今仍要倒马桶？张丽她根据自己的日常观察估算说：“可能不到100家。”

如今，“倒马桶”已经成了一种泛指。我们在公厕门口观察到，来“倒马桶”的居民手里，拎的几乎都是痰盂罐。

张丽家以前用的是老式马桶，现在为了节省空间，也改用痰盂了。

不过木质马桶在这一带依然存在——因为痰盂罐太轻，高龄老人下蹲不稳，容易摔跤。

“拍痰盂？不来事！”

话说这盆汤弄67号，可是一个“有故事”的厕所。据说，它是上海最早的公共厕所，人称“盆汤弄大尿坑”。

公厕连同它所在的盆汤弄，早在1864年，也就是清朝同治年间就已经建成，到现在有整整156年了。

倒粪站的门脸很低调，和男女厕位隔着一个“法制宣传栏”，门口没有任何标识，只有一扇半开的小门。

9月的一个清晨，我们在倒粪站“蹲点”，发现来倒马桶的，多数是年纪在60岁上下的上海阿姨。

这些阿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发型妥帖，穿戴整齐。

尽管只是出门倒个马桶，几分钟的事情，但当走出家门的那一刻，她们就一脚踏进了社交的江湖。

早上7点多，我们遇到郭燕春（化名）的时候，她身穿横条纹Po lo衫、平整的黑色裤子。

衣着虽然不算多靓丽，但她的配饰相当弹眼落睛：珍珠耳环、珍珠项链、镶钻戒指、金豆豆手链，一应俱全。

要不是她手里拎着一只痰盂罐，这身打扮直接去逛南京路，那是绰绰有余。

“唰唰唰——唰唰唰——”  当郭阿姨麻利地倒好马桶，从倒粪站出来时，裤子上多了些小水珠。

她告诉我们，没有装抽水马桶，还是因为不具备条件。“室内房间小呀，哪能装法子？”

她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组观察数据：“（弄堂里）倒马桶的人多，（10家有）6家人家倒马桶，4家人家不倒马桶。”

交谈间，郭阿姨有种弄堂里特有的自来熟，对我们有问必答。

不过当我们提出拍照的请求时，郭阿姨摆摆手对旁边另一位路过的阿姨说：“不来事（不行）不来事，伊拉要拍痰盂哎！”

路过阿姨一听，也立马摇头：“拍痰盂？不来事！”

上海人对倒马桶这件事，多少有点忌讳。这一点，还体现在“男女有别”上。

“男同志倒马桶的少。我们弄堂里有一个。那个男同志做老师的，知识分子。”刘晓英（化名）告诉我们。

我们在倒粪站碰到她时，她正拎着一只红色痰盂，也穿戴得清清爽爽。

刘阿姨就住在公厕对面那排房子的二楼，倒马桶几乎“零距离”。

听说我们来采访，她马上露出了苦脸：“你看，现在还在用马桶，真的作孽啊！”

刘阿姨是江苏启东人，32岁结婚搬进了盆汤弄,一家三口住13个平方，一住三十年。

“当初嫁到这里来，酱油店贴了布告讲要动迁，到现在没有动。”

“到底地方太小了，吃喝拉撒全部在里边。痰盂罐（只好）放了门口，弄个东西遮一遮。否则这个痰盂罐放哪里啊？放了屋里啊？侬讲是伐？”

她就这里的居住条件作了两个对比。

一个是和农村比：“侬想想，比农村里要落后了，现在农村里家家人家装抽水马桶了。”

一个是和南京路步行街比：“跟前头（南京东路）真是天壤之别。”

“尿壶变成了一个移动的磁铁”

刘阿姨手上端着痰盂，一边和我们聊天，一边客气地和另一位来倒马桶的阿姨相互谦让：“阿姨，侬先倒好唻！”

还没聊上两句，她又和另一位路过的邻居热情地打招呼：“阿姨，去买菜是伐？”

出生在福建、现在广州华南理工大学任教的建筑师何志森，也洞悉了上海人的“马桶社交”。

2010年，他来上海做调研时，偶然看到哈佛大学的一群外国学生在弄堂里挖掘弄堂空间为什么这么有活力。

出于对这一课题的好奇，为了搞清楚，他特意在静安区的东斯文里租了间房住下来。

那是底楼靠门边的一个小房间，可能是楼梯底下的杂货间改造的，只有几个平方，墙壁上贴满了报纸，没有窗，里面就一张床。

这样的住房条件自然不可能有抽水马桶，而是配备了一只痰盂罐，何志森称之为“尿壶”。

他后来回忆说：“我的房东阿姨特别好心，总会敲我的门，问要不要帮忙倒尿。当然很多时候太热情了，我就只好把尿壶给她，她帮我倒。”

“出于礼尚往来，我去倒尿的时候也会客套地敲房东的门：阿姨，要不要我也顺便帮你倒尿啊？”

“阿姨还真没有客气，当我手提着两个尿壶走在路上的时候，真的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

而在弄堂里，他看到了一幕神奇的“尿壶社交情景图”：“好多大爷大妈各自手拎着一个尿壶，这边停一下，那边停一下，跟邻居聊起天来了。”

为此，他特意“跟踪”了108个居民，结果发现：

每一个人每一天平均每4个小时就要出来倒一次尿，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晚上一次，每出来一次都超过了20分钟。

在弄堂里住了一个月，何志森意识到，“倒尿壶”（倒马桶）不仅是一个日常行为，在弄堂里也是触动各种公共活动的一个媒介。

何志森生动地称之为“社交磁铁”。

“没有了私人厕所，人们渴望走出房门，尿壶变成了一个移动的磁铁，每到之处吸引人来，促使人与人之间发生相遇、互动、交流，并衍生活动，让人更长时间地停留在巷道里。”

“尿壶让弄堂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交往的模式。我觉得在谈论弄堂的活力时，尿壶是一个不能不聊的因素。”

他把这一经历和观察在“一席”的演讲里和大家分享。

演讲实录题为《一个月里我跟踪了108个居民，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80%的人手里都拿着一个尿壶》，一时间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建弄堂时，为什么不设计卫生设施

虽然把尿壶看作是激活弄堂空间的媒介之一，但何志森也认为，倒尿是一件没有尊严的事情。

“如果有一天，弄堂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卫生间了，弄堂也还能保持原有的活力。”

“即使尿壶消失了，也会有新的‘尿壶’出现来维系这种人和人之间的亲切与联结，这就是设计师需要做的工作。”他说。

与此同时，作为建筑师，他很好奇的是：“弄堂的历史在一百多年左右，当时上海已经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影响，接触到很现代的技术。”

“那么，弄堂刚开始建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设计卫生设施和下水系统呢？”

“还是说，最早设计了卫生设施，后来因为住户由一户人家变成了几户，卫生设施慢慢消失了？”

老建筑档案专家娄承浩介绍说，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上海建造的一些公寓、洋房里就配备了抽水马桶。

但倒马桶是中国人历来的传统生活习惯，所以当时在上海被更多人所沿用。

“以前上海人结婚的时候，女方的嫁妆里一定要有马桶，漆成红色，贴上双喜，里面放红枣、花生、鸡蛋等讨口彩，我们叫做‘子孙桶’。”他说。

“可见，马桶曾经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

上海开埠后，“淘金地”和“避风港”的城市特质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使得城市人口激增。

这其中既有地主、富商，也有逃难来的普通百姓，在上海形成五方杂处的社会环境。

房地产开发商抓住这一时机，大批地建造石库门。

“早期的石库门大都是地主、富商自己住的，造个一栋两栋，三开间、五开间为多，比较宽敞。”娄承浩说。

“从斯文里（注：西斯文里建于1914年，东斯文里建于1918年）开始，成规模的、以出租为目的的石库门出现以后，建造标准降低了，仅仅是为了满足住房需求。”

在上海，大部分的石库门在建造之初就没有专门设计卫生间，只能以倒马桶的方式解决如厕问题。

此外，在沪东，比如杨浦的八埭头，有一种里弄住宅脱胎于石库门，多为单开间，高两层，没有天井。

因外观像广东城市里的旧宅，当初居民多为广东籍或日侨职员，而被称为“广式里弄”。

这种“广式里弄”和棚户简屋，也从一开始就没有抽水马桶和配套的排污管道。

排污系统的核心工具，就是一只只不起眼的马桶。

那么，这些房屋的居民每天所产生的大量粪便当初是如何处理的呢？

由中共上海地下党工人运动委员会主办的《生活知识》周刊，于1946年刊登了一篇关于马桶和大粪的深度调查报道，名为《上海粪史》。

据该文介绍，在上海租界开埠早期，由于地广人稀，粪便处理不成问题。

上海租界四周浦东、川沙、闵行、宝山的农民，挑着粪筐或者划着船，来租界收集粪便，带回去作为肥料。

后来随着租界扩大和人口增多，工部局意识到了城市居民粪便“成灾”的问题。

“于是，工部局开始进行粪便管理，造了许多公共厕所，有些到现在还在。”娄承浩说。

“同时，工部局雇佣清洁夫，配备‘马桶车’（收粪车），为各家各户收集粪便。”

“粪便运到十六铺、淮安路、打浦桥、曹家渡等苏州河边的粪码头，用粪船送到江浙两省的农村作为肥料，从而解决了上海里弄居民的粪便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上海人的粪便对周边农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据说因为上海人的油水足，粪便作为肥料颇为抢手。

为此，二十世纪初，在上海形成了一个由各路粪霸控制的庞大的“粪产业链”。

苏北帮（扬州、泰州、南通、盐城）、苏州帮、江南帮（无锡、江阴、常州）等各路帮派竞相争夺其中的经济利益。

上海滩上，围绕马桶而展开的江湖故事和传说还不少。

一直到1949年以后，上海掏粪业才进行了现代化的系统改造和建设。

掏粪工人被划归到环卫局、环卫所统一管理，享受正规的工作和福利待遇。大大小小的粪霸被改造或镇压。

“粪车是咱们的报晓鸡”

就像前面所提到的，石库门、广式里弄、简屋等旧里在建造之初就没有给每家每户配备卫生设施和相应的排污管道。

而上海的另一些民居建筑，比如新式里弄、花园洋房和西式公寓，它们的设计标准比较高，当初是有抽水马桶甚至高脚浴缸的。

“但问题是，经历了历次战争、运动，这些房屋也出现了杂居、乱搭建的现象。”娄承浩说。

“原先，这些建筑的每一间房间都有自己的名称和功能。但是后来住进了七十二家房客。”

“一小间房要住一家人，房间原先的功能被破坏了，吃喝拉撒都在一个空间里。”

因此，住房紧张和倒马桶是大多数上海人的集体记忆。

正如周璇在《讨厌的早晨》里唱到的：“粪车是咱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

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倒马桶依旧是许多上海人清晨开门的第一件事。

在新闸路上的济康里住到1999年拆迁的解佩妮回忆说：

“每天早上听到的都是‘哗哗哗’刷马桶的声音。‘倒马桶啦’，人家过来哇啦哇啦一叫，马桶都拎出来了。”

“老早阿拉吃下来的毛蚶壳要筹（收集起来）了嗨，捣马桶特别清爽。用好还不舍得扔脱，冲好摆好，明朝还要用。”

由此还派生出了一个职业——倒马桶工，专为里弄居民倾倒和清洁马桶。

今年82岁的赖银娣阿婆是上海最后一代倒马桶工，从三十岁一直做到七十多岁。

当初为了家里的生计，她从家附近一个即将“退休”的年迈阿婆手里，接下了二十多只马桶的“业务”。

从倒一只马桶每月赚5角钱开始做起，最多的时候要倒101只，“客户”所在区域遍布肇周路、顺昌路、吉安路、太仓路。

每天清晨零点，她就要出门了。

腰间系着手电筒和几十把主顾家的钥匙，起先挑一根扁担，后来推一辆小车，还要带上铅筒、马桶豁筅等清洁工具。

“一般人家把马桶摆在房门口，拿的辰光轻轻叫，不好吵到人家。”

“一部车子下头摆四只马桶，上头再搭四只马桶。有辰光拿（粪便）少的人家，并到多的人家马桶里，还不好给伊拉看到。看看蛮简单的，规矩多得不得了。”

“马桶看上去都差不多，侬哪能晓得哪只是哪家的？本事就在这地方。马桶盖头也不好搞错。”

一百多户人家，要倒到下午2点，才能回去吃口饭。

“一天也没休息过。”她说，“过春节只有忙。为啥？因为春节人家小孩都从外地转来（回来）团圆了。人多了，马桶用得也多了。”

这些关于倒马桶的回忆，如今听起来像是发生在远古时代，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支撑起了上海人日常生活的运转。

倒马桶工走向了历史终结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开始兴建工人新村。

这类住宅设置了公用卫生间，三四家合用一个抽水马桶，后来又逐步发展成家家都有独立的卫生间。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住进新工房，用上抽水马桶”  成了当时许多上海人最大的梦想。

而现实的情况是，一位记者曾就马桶问题作过采访调查。

他戏称五六十年代上海的手拎马桶数，“犹如曹操下江南时的八十三万大军”，也就是说有83万只。

为了改善市民的居住条件，城市中心区的地下排污管道开始铺设。

在中心区里弄、石库门等不具备加装抽水马桶条件的住宅区，增设了公共厕所、倒桶站。

对已有条件的新式里弄、洋房、公寓中，则加装公共合用抽水马桶。

但即便是这样，到1986年，上海依然有80万只马桶。那年《解放日报》上的一篇报道写道：“市区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家庭没有卫生设备。”

记者感叹说：“马桶给人们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人们多么渴望能用上抽水马桶啊！”

九十年代初，上海正式提出“本世纪末要消灭尚存的八十万只马桶”。

到1996年，上海的马桶存量减少到了50多万，与十年前相比消灭了25万只。

也是在1996年，当时有专家指出：

“就是到了21世纪，上海的马桶也不会进入民俗博物馆，把这些老式房子全部推倒，一步到位地以新式住宅来取代是不可能的。”

上海采取的办法是新建住宅与改造老房、增设卫生设施并举。

客观来说，上海拎马桶的现象是越来越少了。倒马桶工也随之走向了历史终结。

赖银娣一直做到2015年左右。“到77岁，唐家湾拆房子的辰光，我停下来了。”

“拆房子、装抽水马桶，（用手拎马桶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最后，一只也没唻。乃末（那么）我‘失业’了。”

而她几乎住了一辈子的吉安路上的矮平房，也在十几年前装上了抽水马桶。

剩下的硬骨头

以下一组数字可以说明上海近几年与马桶“斗争”的进展：

到2018年底，上海非旧改地块“拎马桶”居民剩下2.6万户。

上海明确提出，由政府出资，对未纳入旧改范围的“拎马桶”住宅实施无卫生设施改造。

2019年，上海启动“拎马桶”住宅实施无卫生设施改造逾1.1万户。

其中，静安区消灭了全区最后2029个手拎马桶；黄浦区全年启动实施1968户改造；浦东、宝山、松江等区启动改造数也都超过1000户。

今年，上海各区非旧改地块剩余的“手拎马桶”住房全部启动改造。

相关部门为改造可谓挖空心思、掘地三尺，上海房地产科学研究院已经在研究冰冻马桶、燃烧马桶等新式马桶的可行性了。

“黄浦区曾委托我们寻找太空马桶，就是宇航飞机上用的。因为他们实在没条件排（污）。”该院工程师忻剑春说。

太空马桶目前还没用上，不过嘉定安亭镇正在试点真空马桶，它的基本原理与飞机和高铁上的马桶相同。

要理解甩掉手拎马桶为何如此艰难，我们首先要说一下当代城市排污系统的工作原理。

简单地说，要成功地装上马桶，要满足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房间里能够辟出一平方米的卫生间；二是有排污管道可以把粪便排出去。

但现实的情况是，多个难点交织在了一起。

首先，建筑的硬条件有限。

“老旧房屋是有价值的，它涉及到一些风貌保护区。”忻剑春说，“比如衡复，它对房屋本身的改动是受限的，对街道的改造也受限，因为是永不拓宽的小马路嘛。”

已经用上“一平方米改造”的人家，多半攻克了技术难关。

“比如马桶下面的地板要平整、坚实。抽水时候是有震动的，这东西还是挺重的。而且它肯定有水。木头过两年腐烂了、潮了；用了几年，下沉了、倾斜了怎么办？”

“很多木头地板都用了几十年。让它承载一个和它年代不相符的现代设备，其实是承载不了的。”

为了解决平整性、稳固性、防潮性、易清洁性的问题，上海在旧房卫生设施改造中采用了抽水马桶人造石底盘。

在马桶和木质地板中间，加上了一层人造石。目前已经应用于7000多户上海人家中。

其次，老房子的居住环境复杂。

复杂之一，在于人员流动较大，居住密度大。

复杂之二，老旧里弄邻里间日常生活联系紧密。

“比如异层排水。上面的管子，通过下面的楼顶。只要一冲水，就哗啦啦，声音是很大的。”

“越是这种居住环境里的人，越介意这个。他说不定正在吃饭，肯定是不乐意的。这一类问题归结到居民矛盾大，其实还是因为生活空间的局限性。”忻剑春说。

对此，娄承浩也认为，马桶问题的背后是房屋的紧张。

与此同时，加装马桶不仅面临居住空间的限制，还有城市地下空间的局限。

目前的卫生设施改造技术方案，大多是在已有地下排污系统，或者具备铺设排污管道的前提下进行的。

在没有排污管道的旧里，相当于要铺设一套新的排污系统。

忻剑春说：“排污管要从地下走，要埋。还有化粪池，要挖。化粪池也有大有小啊，有些地方连迷你的都放不下。”

比如南京东路附近的老房子，上街沿下面已经有自来水管、消防管、煤气管以及电力、通讯等管线。“地下管线非常复杂，埋管困难大。”

“它又沿街，前后都没地方排，实在是没办法。”

如今的上海，“拎马桶”  所涉范围已甚小。消灭马桶之战，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剩下的这些硬骨头，基本都是“一户一方案”在进行攻克。

“其实你换个思路想，也不能说是越来越难。”忻剑春说，“是因为解决得越来越好了，才会碰到这种最终的难题。”

所以难归难，但相信马桶这个东西在上海不会存在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