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记者包永婷1月21日报道：“读书无禁区，宽容有情有爱，终圆书商旧梦；知道有师承，溯往无雨无晴，俱是阁楼人语。”著名出版家沈昌文2021年1月10日离世，享年90岁。

沈昌文一生的主要事业，一个是图书出版，另一个就是《读书》杂志。“书商的旧梦——追怀沈昌文先生”小型追思会日前在上海朵云书院·戏剧店举行。

“出版因为它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连接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表示，今天我们如果要反思的话，从沈公等前辈出版人身上，应该看到他们是以一种怎样的态度来做出版的，对沈公最好的怀念，就是如何把一个好的出版理念，把出版对社会的正向推动作用发扬光大。

“我所知道的老一辈作者、年轻的学者，几乎80%是通过读了他们在《读书》上的文章，才知道那些名字的，包括金克木、张中行、黄裳、谷林、吕叔湘、陈原等。稍微年轻一辈的学者，也几乎是从《读书》上最早了解的，包括今天在座的葛兆光。”与沈昌文有多年交往的《文汇报》编辑陆灏表示，沈昌文给读者留下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主编的《读书》杂志。

在多年担任《读书》杂志主编的过程中，沈昌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刊思路。他总结《读书》杂志的办刊思想时提出过办刊的“三无”论：无能、无为、无我。

“老沈当初开创了中国编辑界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个没有自己专业、没有自己特定立场、没有特别固执的角度的人，也许在那个时代当一个杂志的主编恰恰能够开出一个百花齐放、自由争鸣的杂志。”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表示，老沈最大的作用就是他没有墙，没有自己的偏见。

中国出版协会副主席陈昕表示，沈公最令他钦佩的一点，就是在错综复杂的环境里，冲破重重阻力，想方设法出版好书、办好杂志，为社会进步作奉献的本事和智慧。他还提到，沈公另一个本事就是广交学界朋友，借用外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三联书店的人文风格是沈公从陈原先生一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夏衍、吕叔湘、钱锺书、金克木、黎澍、李慎之等文化名人支撑着《读书》和三联。上世纪八十年中期以后，甘阳、梁治平、周国平、苏国勋等一大批青年学人聚集三联的大旗之下，提升了《读书》和三联出版物的现代学术思想水准。沈公在其中是一个重要的支点，他的组织才能、包容态度和不耻下问，使三联获得了不竭的文化资源。”陈昕说。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江晓原表示，在《读书》的办刊理念中，沈公非常强调对文本的美学追求，这使得《读书》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而这种风格是值得学习的。

“出版绝对不是和书打交道的问题，从本质上说是和人打交道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沈昌文先生堪称模范。”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说：“孔子说有教无类，沈昌文做到了有交无类，而且在打交道过程中显出了难得的见识力、判断力、亲和力。为了做成书，他可以屈就、宽容、顺从，可以屈己从人，这里头有很大的学问。”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燕表示，沈公有学术编辑所没有的很大的长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一位“暖男”，是在那个特定时代、特定环境的一个特别的出版人。

草鹭文化董事长王强表示， 《读书》是他的启蒙读物。在他眼里，沈昌文先生就相当于一个庙会的主管，在集市里充分体现了一种自由的东西，体现了一种自由、美、高尚道德，他的谦逊、包容、润物细无声的气质，激励我们继续做事、继续畅想，让我们最后的生命意义也变得更高。

“沈公主编《读书》杂志的风格，包括后来《万象》和《上海书评》，其影响是深远的，沈公所做的工作塑造了一个时代的风尚。”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孙甘露表示，借用《艺术的故事》说的，一个时代的艺术的精神风尚就像旗帜一样，你看见旗帜在飘，但实际上是风在吹，沈公就是做的风工作。

上海书店出版社副社长孙瑜表示，沈公留下的精神遗产可以说是既能发光又能发热“火炉”，作为出版后辈，最重要的就是更好地传承沈公的精神，把自己的工作尽量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