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昊母亲两次被曝欠款数千万，周震南父亲被曝涉及欠款数十宗……去年，这些以“富二代”形象游走娱乐圈的年轻偶像纷纷被曝出父母竟是“老赖”，让“失信被执行人”这一法律概念走进“90后”“00后”视野。

事实上，“执行难”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今年上海两会上，不少政协委员也关注到这一问题，完善失信被执行人惩戒措施，助推解决“执行难”问题。

今年上海市政协会场上，王秋良、黄小路、刘建民等9位委员提交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完善信用惩戒机制助推切实解决执行难的建议》。201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将被执行人失信信息纳入整体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形成政府主导、信息共享的联合惩戒机制。

人民法院通过信息化系统向有关单位推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相关单位在职权范围内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信用惩戒措施，包括对从事特定行业或项目、获取政府支持或补贴、任职资格、准入资格、荣誉和授信、特殊市场交易、高消费等进行限制，督促失信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义务。

2017 年 5 月，上海出台《关于本市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同年6月，市高院、市发改委等有关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本市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合作备忘录》，共涉及 46 个部门、76 项具体惩戒措施。

至2020年8月底，上海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48.96 万例，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 2000 余人次，限制担任公司高管 1.5 万人次，限制投标企业申请、施工企业资质审核 82次，限制购买新能源车牌 3900 人次。

不过委员们发现，具体实施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虽然上海市高院与全市46个部门签订《合作备忘录》，但目前部分单位没将惩戒措施转化为本部门的规定，没有有效应用失信名单数据。

根据《合作备忘录》，当初对暂不具备操作条件或操作条件不明确的惩戒措施未作明确规定。比如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入学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参加旅行社组织的国际团队旅游及相关旅游服务等。“这些目前条件已经成熟，需要进一步推进落实。”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在《关于完善失信被执行人惩戒措施的建议》的集体提案中也提到，现实中也存在法院未按规定及时向被执行人发出、送达执行法律文书，法院对失信信息撤销、更正、删除不及时等情况。

究其原因，委员们认为主要是信用信息壁垒尚未完全破除。部分单位尚未将本系统数据平台与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对接，有的虽然实现联网但“只能查不能控”，有的自身业务数据不全导致无法联网查询。此外，失信惩戒数据如果仅限于一城一地，作用将受到很大制约。

委员们建议，加快落实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相关单位按《合作备忘录》将惩戒措施落实到本系统的执法或者管理规定中，由市信用中心对相关部门、单位开展联合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工作进行统计分析，不断完善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的权责清单，定期向市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工作协调机构进行报告。

同时，尚未与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对接、尚未将失信信息嵌入本系统的单位或者部门，尽快与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对接，实现信用信息运用“一网通办”，实现失信惩戒系统自动比对、自动推送信息。

按照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要求，可以尝试推进长三角地区信用体系一体化建设，在长三角地区率先落实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制度的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