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企业是否还可以兼顾自身的生存努力与承担的社会责任？标准普尔在2021年1月19日发表的研究报告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复，认为兼顾两者的“利益相关者”经营导向有助于企业渡过难关，也是危机之中企业的明智选择。

这份研究报告的题目就是“环境、社会与治理——利益相关者制度模式将价值创造与价值保护统一起来”，其中的“环境、社会与治理”简称ESG，是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倡导的可持续性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也是利益相关者经营导向的主要衡量指标之一。

毋庸置疑，标普的报告呼应了自2019年以来不断被提及的“利益相关者制度模式”（Stakeholder Capitalism），但却能够审时度势，将疫情因素加入其中，也为这个话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股东至上还是遵循利益相关者原则

2019年8月，美国商业圆桌会议（BRT）发表了“企业宗旨声明”（The Purpose of a Corporation），放弃此前宣称的“股东至上”原则，明确提出“公司将不再只为股东做贡献，而是要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长期价值”。此后，2020年1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也将会议主题定为“利益相关者：一个可持续的世界”，倡导利益相关者制度模式，主张这一制度的建立将有助于解决收入不平等、社会分化以及全球气候恶化等问题。

对于这些承诺或呼吁表示怀疑的声音不在少数。有学者延续了之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消极态度，认为这只是企业的一种包装。也有媒体或舆论去质疑签署BRT新声明的那些美国大企业，发现某些企业的行为还是不尽如人意，有些企业并没有遵守他们的承诺。

正像BRT声明显示的那样，究竟是股东至上，还是应该遵循利益相关者原则，这本来是一个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问题。前者源于米尔顿·弗里德曼1970年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股东理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而后者则是由爱德华·弗里曼在1984年出版的著作《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中首先体系化的。

如果翻看国内外的公司法与公司治理原则，我们不难发现，将股东利益最大化置于首位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原则。确实，在弗里德曼发表自己的观点之后，无论是企业界还是学术界都延续这一思路来经营或者研究。GE（通用电气）传奇总裁杰克·韦尔奇就将股东利益最大化发展到了极致，他在任职期间通过裁员和重组使得公司股价上涨了30倍，创造了企业经营的神话。研究者们则将股价与公司利润、劳动生产率联系在一起，提出股价就是公司未来利润折现值的观点，也认为解雇生产率低的员工，或者在公司利润率下降时裁员，对于一个重视股东利益的企业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些操作的主要问题还是在于企业经营的战略选择，也就是说究竟以短期财务报表最优为目标，还是以企业的长期发展为重。但是，如果企业过分重视股价，重视股东的选择，就无法逃脱“指标陷阱”（杰瑞·穆勒语），也就是唯关键绩效指标（KPI）导向。

当股东优先原则成为几乎所有企业的选择时，这就从微观层面集结为宏观层面，可能导致金融危机、收入不平等甚至全球环境恶化等后果。这不仅使企业失去公信力，也可能是引发民粹主义的一个原因。

至此，公司治理结构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也就扩展为利益相关者制度模式了。

其实，弗里曼在1984年提出利益相关者理论时也还只是以企业的经营为核心。按照利益关系的亲疏，他把与企业经营相关的人员分为内部主要利益相关者、外部次要利益相关者以及利益无关者。在之后出现的各种争论中，股东至上与利益相关者理论之争也被看作是资本与劳动之争，或者是法律层面的公司法与合同法的对应。但在考虑利益相关者的范围界定时，不可避免地会将范围扩大，会将企业外部性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的各层面都包含在内。因此，利益相关者制度模式的提出也就不足为怪了。

利益相关者制度模式的实践与理论背景

利益相关者制度模式也有其实践与理论背景。从实践角度看，原本存在于德国、法国与日本等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本来就具有利益相关者特征。这是因为，法国的政府干预以及德日的主银行经营模式都促使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偏好，德国更在战后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企业遵循相关者利益来经营的义务。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之间有融合的趋势，股东至上原则也同样成为包括这些国家在内的《OECD公司治理框架》的选择。促使各国对这一框架进行反思的动力，更多还是来自不断出现的企业经营危机以及全球经济危机。

利益相关者制度模式的理论背景，则是近来在欧美学术界颇受瞩目的关于资本主义史的研究。这一学术动向也是对全球经济危机的直接反思，学者们认为唯GDP导向以及过于数量化的研究方法都失之偏颇，对于全球不平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结合企业经营以及宏观经济表现，迄今为止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被划分为市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股东至上资本主义以及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等，其中最后一个阶段被认为是一种纠偏模式。

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视角，还是宏观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制度模式都有破除指标神话的倾向，认为不能只关注短期指标，而应该重视企业经营以及经济发展的长期潜力，甄别一个企业或者社会中各个成员的付出。但是，这也是利益相关者理论最主要的短板，即这些长期因素和集体贡献往往是难于衡量的。即使在微观层面，仅仅是考虑企业经营中的团队力量，其成员的贡献也是很难区分的。

对此，标普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引用了世界经济论坛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联合开发的利益相关者指标体系，包括公司治理原则、环境导向、人道原则与繁荣导向等。

相比之下，报告中提到的ESG概念则更具有可操作性，金融机构、第三方评级机构和学术机构在近两年已经开发了不少数据产品。2019年1月，标普就沿用ESG概念创立了标普500ESG指数。自创立以来，500ESG指数的收益率始终优于普通标普指数，平均高出2.2%，显示出利益相关者经营导向给企业带来的收益。

可以说，身处疫情之中的企业必须要关注内部以及外部的利益相关者，而且共度时艰的能力也并非仅来自于企业自身。根据BRT网站提供的数据，其成员企业在疫情中的捐款达到8.6亿美元，而为了提供更为平等的工作机会所进行的投资超过22亿美元。上述标普的报告引用了美林集团的数据，认为将ESG主旨与利益相关者理念有机结合的企业可以增强抗风险能力，大幅降低破产的概率。2021年《财经》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披露的数据也显示，在疫情冲击下，全球ESG投资热度不降反升。这些数据从企业以及投资方角度为利益相关者经营导向提供了正向支撑。

正像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所言，疫情将企业行为置于利益相关者的密切关注之下，裁员等较为敏感的行为可能会受到抑制，政府给予的资金支持也是以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期许的。但是，企业的坚持还是需要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与理解，这样的投资环境也会将更多企业引向利益相关者的治理选择，并最终形成利益相关者的制度模式。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文章作者

刘群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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