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诞生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在中国也至少是一个走过百年历史的大众节日了。从穿衣打扮看，尽管这一个世纪以来，从革命战争到文化运动，岁月再沧桑嬗变，也抹不去女性之美。中国女子尤其是上海女人，原来一直都是“很会穿”的。

1990年代中期中国流行色上海应用发布会（摄影：李维良）

女神节之际，刚刚获评全国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著作论文奖二等奖的一部著作，以150万字篇幅，用史料发现新成果，透露了许多不为今人所知或鲜为人知的时装秘密。

作为这部《中国近现代海派服装史》著者，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馆长、东华大学教授卞向阳不仅分析了民国时期旗袍流行起源和成因问题，逐年总结了1926年至1940年上海旗袍的流行年谱，也回答了新中国成立最初30年的上海服装是否只是一片蓝、绿、灰 “老三色”，或者中山装、青年装、军便装“老三样”，等等。

【考察服装“人”“物”合二为一】

或许，观众注意到，直至今天不少以民国初年为时代背景的影视剧中，女性身着的旗袍都是收腰的。然而，卞向阳研究认为，这是一个服装史认知的瑕疵。事实上，当时的旗袍并不收腰，相反在腰部有一定的宽松度，这样女性小腹即使有些赘肉也不易被看出。

19世纪后期蓝色瓜瓞绵绵暗花缎女棉袍

（现藏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

可以说，收腰旗袍的存在不足百年历史。直到20世纪30年代，国内裁缝吸收了西式服装做法后，旗袍才开始有了“腰”。卞向阳表示，即使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普通市民穿旗袍时，收腰也并不很紧。多年来影视剧服美设计出的时髦性感的收腰装扮，与史实并不十分相符。

1930年至1949年进口花边织物制作的暗红花叶蕾丝单旗袍

（现藏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

他向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强调，服装史不仅仅是单纯从“物”的角度去考察服装，包括服饰品；还要从装扮这一“人”和“物”合二为一的角度加以分析。“衣着装扮不仅有什么人去怎么穿的问题，还有别人如何看待的问题。”

叶浅予作《秋之长袍》（玲珑1931年）

【改进服装运动区分男女两性】

半个多世纪前，“破四旧”之风开始扫除“封、资、修”服饰，鸿翔公司传人、原上海服装研究所所长金泰均收藏的服饰资料也被当作“黄色图片”抄了去。但服装史研究发现，所谓“奇装异服”在上海服装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绝迹。1967年到1976年，上海3种主流报纸上提及“奇装异服”的报道就达55次以上。

郝建秀于华东纺织工学院毕业前夕和同学们一起（《人民画报》1963年）

想当年，“老三装”带来了“老三色”，男女两性服装之间的区分度越来越小。作为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上海时尚之都促进中心主任，卞向阳介绍，1956年时，全国范围内就曾推广“人人都穿花衣裳”的改进服装运动。

在当年一期上海本埠新闻——《女学生不该穿花衣裳？》中，这样表明态度：“美好的生活毕竟要求我们改变一下我们的服装。我们是生活在新中国的女学生，幸福生活并不是指表现在节日里，平时也应该在节约的原则下注意一下自己的服装。我们应该在服装上与男子有别。”

穿过膝袜和短下装的女性（《上海时装报》1996年2月24日）

【充满矛盾胚体中绽放奇葩】

即使在“文革”期间，上海人的着装也有不少讲究、别致的地方。比如，上海女子即使穿着军装，也将白衬衫的衣领翻在军装领子之外。《中国近现代海派服装史》这样描述：尤其是1972年后，上海民众先是在衣领、袖口露出鲜艳的颜色，用土法将刘海烫得弯曲，并巧妙地将发辫编得十分蓬松；在公园里，她们会脱下外衣，穿着鲜艳的毛衣拍照……

1990年代中期的毛皮饰边女外套（摄影：包铭新）

自我创作也是一种个性。在上海，手织毛衣讲究毛线花样，普通市民争相创新并相互学习。如今90后、00后未必想得到，当时上海体院学子堪称“最时髦”。因为他们身着蓝色运动服，脚蹬白球鞋，跨一辆永久牌“二八大杠”，被当时年轻人争相模仿。

1990年代穿吊带装的女性（摄影：李维良）

“海派服饰时尚是精致与新奇、优雅与拉风、西洋与本埠、自我与大众、炫耀与实用、矜持与奔放的混合体，是在充满矛盾的胚体中绽放的奇葩。”卞向阳认为，它贯穿古今、交汇中西、变化迅速，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自生性。

本文图片来源：除署名外，东华大学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