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诞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有了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

回顾一大的召开，可谓惊心动魄。最终，经过七次紧张的会议和两天的文件起草，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和领导人。

参加一大的代表平均年龄28岁，在此后漫长的革命历程中，他们却走向了不同的人生归宿。其中，既有引领中国改天换地、从“石库门”走上“天安门”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董必武，有英勇牺牲的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有意见不合而“退党”的李达、李汉俊、刘仁静，也有叛变革命被党开除的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

正所谓，大浪淘沙。一大代表不同的人生归宿可以说是“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的宝贵教材。

第一，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

这些一大代表，无论是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发展而来，还是从资产阶级革命派转变而来，抑或从无政府主义者转化而来，无论来自国内还是国外、何种职业和身份，他们最初都怀着一个相同的初心，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由此，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上海，冒着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聚集在一起，为制定党的纲领而引经据典、激烈辩论，为中国的未来指点江山、谋篇布局。

选择什么样的理想信念，这个理想信念正确与否，无论对于政党还是对于人生都至关重要。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理想信念坚定，才有革命定力，才会接续奋斗。

我们党正是因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指引，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在斗争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幼稚走向成熟。百年党史雄辩地证明，是否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否坚守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并为之奋斗终生，既决定事业的成败得失，也决定个人命运的沉浮兴衰。

选择之后，更要坚持。个人坚守信仰力量的强弱，决定着人生命运的方向。一大代表之所以结局不同、归宿各异，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对理想信念的坚守程度。

比如，陈公博带着新婚夫人出席一大，一边开会一边度蜜月。后来临时生变，会议转到嘉兴南湖继续召开，他却携妻子到杭州西湖旅游去了。从这样的三心二意来看，他后来被党开除并沦为汉奸，可谓必然下场。

第二，坚持遵守革命纪律。

党的纪律是党的生命。铁的纪律是党的事业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在一大党纲的基础上，党的二大通过了第一部党章，规定党内生活和党内关系的根本行为规范。其中，专门安排了“党的纪律”一章。

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立党、管党、治党的总章程、总规矩。党的二大后出现了一大代表脱离党的队伍的现象。究其根源，并不是他们的理想信念动摇了，而是对建党理念和革命方式的认识出现了分歧，尤其是对党的纪律的理解发生了偏差。

历史充分证明，没有铁的纪律，中国共产党就会成为一个松散的政党，就会和其他政党一样逐渐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

第三，坚持从实际出发。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但是，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并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

陈独秀指出，马克思有实际活动和实际研究两大精神。李大钊提出，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

带着淳朴的初心和崇高的使命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时起就积极投身中国革命的实践，领导工农大众开展罢工、组织农会等实际斗争。

毛泽东是建党初期勇于开展革命实践斗争的光辉典范。一大后，毛泽东和刘少奇、李立三等人，不仅多次深入江西安源，成功发动路矿工人大罢工，还积极发动湖南农民运动，迅速发展湖南的党组织。

陈独秀在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批评了其他地方党的工作，唯独表扬湖南的工作。毛泽东由此进入中央领导层，进一步在党内受到关注。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者。实践中，既注意吸取大革命时期我们党放弃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教训，更注意抵制和纠正党内一度盛行的把马列经典机械化、外来指示绝对化、外国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错误。

正是坚持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成功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反观大革命失败后，一大代表刘仁静逐步沦为党内的反对者，日渐偏离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此后又违反党的纪律，最终不可避免地被革命大潮所淘汰。

总的来看，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条主线是既反对“左”又反对右，坚持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共同利益出发，奋力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康庄大道，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

信仰至上，守得初心常在；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如今，我们党风华正茂，我们的事业前程似锦。值此庆祝建党百年华诞之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新的伟大征程中，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必定能凝聚起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壮阔力量。（徐光寿）

来源: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