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泽流天下，精神被后生

清明时节，古城绍兴连日细雨绵绵。在浙东运河旁的竺可桢故居，有不少年轻的面孔往来其中，驻足凝视。一张张老照片，一页页日记，一件件科学仪器，勾勒出了著名科学家、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为科学、为教育、为国家、为民族的人生历程。

在这个万物复苏的时节，很多已故教育家的后人、朋友、家乡人、仰慕者，通过各种形式缅怀先贤，回望他们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坚定接续前行的脚步。

红色的印迹

像往年一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杨铸和家人会赶在清明节之前到父亲杨晦的墓前，洒扫祭拜。3月25日是杨晦的生日，与清明节相隔不远。

100多年前，北大哲学系学生杨晦凭着一腔热血参加了五四运动。八九十年前，日寇侵占东北，家在辽宁辽阳的杨晦饱尝失去家园的屈辱。1950年，已成为著名学者的杨晦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他连续16年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培养了大批学术大家、文化名家。

那一代教育家，许多人与杨晦有着相似的经历：早年苦苦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最终加入中国共产党，选择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我要以有生之年，竭尽能力，为党的事业，不休不倦地继续努力。”1959年，79岁的陈垣入党时，这样表达自己的心情。

“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1962年，72岁的竺可桢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36年起，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13年，请辞校长40次。”绍兴文理学院教授付八军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在他看来，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竺可桢满腔抱负难以施展，只能以辞职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但与此同时，竺可桢为浙江大学广纳贤才，推动改革，这体现了一位教育家的责任与担当。”

“我入党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不过的事情！”1958年，69岁的李四光入党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1920年，李四光留学回国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北大教书，培养地质人才。但是，他在北大任教的最后几年，国民党的势力渐渐渗透到学术界，他既失望又愤慨。”李四光外孙女邹宗平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让李四光看到了希望，那时，全国的地质工作者加起来还不到300人，李四光着手创办地质学校。在他的直接推动下，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北京地质学院等相继成立，培养了大批地质人才。

亲切的记忆

“我挺想他的。”邹宗平从小就被母亲送到李四光身边，在她的印象里，李四光不是硕果累累的大教授、大学者，而是一位可亲可敬的爷爷。

“我祖父去世得早，一直叫外祖父‘爷爷’。爷爷虽然工作很忙，但只要有时间，就陪我玩。”李四光家里藏书多，从《星火燎原》到“三言二拍”，她都读过，“做事要认真，做人要做老实人，对人要宽厚，要有包容心，这些都是我从他身上学来的。”

杨铸儿时记忆中的父亲，同样忙碌。“我父亲既是党员，又是系主任。除了给学生上课，还要参加各种会议，常常是深夜才回家。他有时还和人在家里谈事，有些中文系的会议就在我们燕东园的家里开。”让杨铸印象更为深刻的，是杨晦对书的喜爱，“抗战时，父亲到处流亡，几年就换一个学校任教，没有条件买书。1949年以后，生活安定了，他就大量买书。受他的影响，我们家几个兄弟姐妹都喜欢读书。”

青少年时代，陈智超随父亲、宋史专家陈乐素辗转各地，与长期在北京担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祖父陈垣见面不多。“祖父虽然没有直接面对面地指导过我，但也对我多方关怀。1937年4月，祖父从北平到南京开会，顺便到上海来看我们。我父母跟他讲，3岁的我已经认识几百个字了，祖父将信将疑：‘真的吗？’随手拿张报纸考我，竟是‘鹽業銀行’四个字，我随口就说出来了，祖父很高兴。”后来，陈智超又随父亲到香港，陈垣经常在家书中询问他的情况。

永远的财富

前几年，杨铸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封1981年的信。“看到这封信，我才知道父亲生前有一个愿望，想把藏书捐给家乡辽阳。落实老一辈的心愿，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经过多方联系，2019年，杨铸代表杨晦后人将父亲珍藏的3000多册古籍、1000多册中外文平装书捐赠辽阳市图书馆。此前，杨铸已经将杨晦的200余件手稿、聘书、专著等捐赠北大校史馆。在此后，他又将父亲的600余封书信及其他资料捐赠现代文学馆，将父亲的大量手稿、日记等捐赠国家图书馆。

1971年，陈垣去世后，家人遵照他的遗嘱，将4万元稿费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将4万余册藏书和几百件文物捐献国家。陈智超继承了祖父与父亲的学术生命，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而且始终致力于整理祖父和父亲的著作。

多年来，作为李四光纪念馆馆长特别助理，邹宗平奔走于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校、机关企业，给人们讲述爷爷的人生历程。

“当年，竺可桢主持的浙大，作为一家地方院校，因为他那种舍我其谁的担当与使命，在逆境下实现了飞跃。今天的地方院校，唯有发扬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转变知识生产模式，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发展成为老百姓认可的一流大学。”付八军认为，竺可桢的治校理念今天依然宝贵。

老先生们故去了，但他们的著述还在，精神还在，一代又一代，必将传之久远。无论清明还是平日，人们都会常常想起。

(本报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