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朱子学”对东亚文明观和西方思想家有何深度影响？

中新社福州4月5日电 题：“朱子学”对东亚文明观和西方思想家有何深度影响？

邹挺超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期间，来到武夷山九曲溪畔的朱熹园，了解朱熹生平及理学研究等情况。朱子学说由此再令世人关注。

作为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朱熹被称为孔孟以来儒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创立的学说，被称为“朱子学”，是孔子儒学的发展，也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1999年，武夷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一项重要评定依据就是，它是朱子理学的“摇篮”。武夷山也留下了朱熹一生讲学、著书立说的许多足迹。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朱子学”曾经传播到东西方许多国家，对当地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可以说，它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学说。

走向世界的“朱子学”

“朱子学”这一术语，曾被认为由日本学者发明。但有中国学者用大量史籍证明，这一词语最早的出处，应当是南宋理宗时期(1241～1252)，江西上饶郡守韩补在城门外旧尉司衙的门庭立柱上写的一副对联：“四海共宗朱子学，万山环绕紫阳祠”。元朝以后，“朱子学”成为儒者思想认同的符号。

“朱子学”向海外传播，最早从中国的邻邦开始。

南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来中国参禅学法的日本僧人俊艿携带中国书籍2103卷回国，其中就有不少朱熹著作。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朱子学”传入日本之始。

但对于当时的日本学者来说，禅宗和神道是思想的主流，“朱子学”是因其有助于参禅，而被许多来中国学法的僧人们兼修。直到江户幕府时代，经过藤原惺窝(1561—1619)和他的弟子林罗山的努力，“朱子学”才摆脱了禅学，开始独立发展，此后还成为江户时期的官学。

与日本相比，“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中国移民关系更大。南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朱熹的曾孙朱潜携子女和七位门人东渡，在高丽全罗道建书院讲学，成为朝鲜半岛“朱子学”传播的始祖。此后，“朱子学”逐渐被以佛教立国的高丽王朝统治者所接受。

继高丽王朝之后的李氏朝鲜，更是以“朱子学”为建国理念，“朱子学”也成为李氏朝鲜的官学。被称为“朝鲜之朱子”的李滉还创立了独具特色的退溪学。即便到今天，韩国也还有成均馆大学这个崇拜孔子和朱熹的最高学府，许多大学也都开设有儒学相关的课程。

此外，“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也是从南宋理宗时期开始。后黎朝(1428～1789)时期，“朱子学”一度取得独尊地位，成为社会正统思想。

与东亚相比，西方对“朱子学”的了解，要晚至16世纪。随着基督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西方人开始通过他们的媒介了解东方的儒学，“朱子学”也由此走入西方视野。

有学者认为，以魁奈为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就受到朱熹思想的影响。据说，魁奈的一个弟子认为，魁奈在1758年出版的《经济表》就是继承朱熹思想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曾盛赞朱熹理学是“理想宗教”的楷模。

“东亚普遍知识形态”

尽管“朱子学”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回响，但其最初也最为集中的回响在东亚。可以说，在“朱子学”活跃的时代，它曾是东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它不是知识人摆在书斋里供奉的偶像，而是渗透到知识人日常生活中的实践。

日本学者吾妻重二曾指出，朱熹学说之所以在东亚被广泛接受，与其核心主张——“理”有着很重要的关系。“理”是所有人生来都具备的东西(用朱熹的话说，“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由此所有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朱子学”也由此建构起一个谁都能学习、谁都能接受的结构。

“朱子学”在东亚的广泛传播，也跟朱熹主张的教育体系——书院有很大关系。朱熹一生致力于书院教育，复兴白鹿洞书院，并为其撰写《白鹿洞书院学规》，被后来中国、朝鲜半岛以及日本许多书院院规所效仿。

在朝鲜半岛，“朱子学”的传播和书院关系密切，有学者统计，朝鲜奉祀朱熹的书院有25所，占整个奉祀中国先贤的书院的43.8%。而在日本，面向庶民的乡学、寺子屋的大量出现，也是得益于“朱子学”的传播。

“礼”是儒家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儒家思想实践层面的体现。朱熹一生十分注重整理传统儒家的礼学，最著名的就是后世流传的《朱子家礼》。

在李氏朝鲜，士大夫们十分遵奉《朱子家礼》，门人受业以礼为先，仿照《朱子家礼》建家庙，遵行《朱子家礼》中有关通用礼仪(通礼)、成年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各种礼仪。而在日本，江户时代的许多儒者撰写了大量有关《朱子家礼》的著作，“冠婚丧祭”这个日语常用词就是来自《朱子家礼》；日本人祭祀祖先的牌位，其形制也源自这本书。

可以说，在礼仪层面上，“朱子学”影响着那个时期东亚人生活的许多方面。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吾妻重二将朱子学称为“东亚普遍知识形态”，另一位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则将其成立称为“东亚世界史性事件”。

东方文明与现代化

尽管东亚各国对于“朱子学”的传承各有侧重，但都曾一度遵奉朱熹重新阐释过的儒家思想，将其渗透到教育、政治等各个领域，渗透到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

“朱子学”所蕴涵的强调“格物致知”的理智精神，强调将天下万物的道理弄明白的“穷理”思想，强调人伦的伦理道德理念，强调“国以民为本”的民本政治思想，曾经对东亚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他整理的儒家礼制，也曾影响了东亚文明中不少人的日常生活形态。

从这意义上可以说，“朱子学”在东亚的传播，曾经对东方文明独立发展的路径有巨大贡献。

而在西方，“朱子学”也曾一度在启蒙时代大放异彩，启发了不少启蒙时代思想家。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德国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从21岁开始研究中国，他也是最早对朱熹思想要旨作出评论的德国学者。他认为中国文化、朱熹的自然哲学和人文哲学都充满着理性；自然是合乎理性的，社会也应是合乎理性的；尊崇理性，是中国哲学家特有的珍贵品格。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专门讨论了朱熹的科学思想。朱熹的思想主张“格物致知”，就是透彻地研究事物的规律从而获取知识。他认为，朱熹的理学对西方的自然科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肯定理与气的普遍的相互渗透，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他主张，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

今天的中国正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与西方文明建立在300多年的殖民体系上的现代化不同，中国的现代化，以民族复兴为内涵。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民生活幸福安康，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都诠释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从这些理念中，我们可以看到“天人合一”“民为邦本”“大同”等中国传统思想的身影。而回顾中西文明交流史，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这些思想也曾经对西方思想家产生过很大影响。

在前近代时期，东方文明借助儒学以及重新阐释儒学的“朱子学”，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而在对西方现代化来说十分关键的启蒙时代，“朱子学”也在哲学、政治学乃至自然科学方面给予西方思想家以启发。今天，对“朱子学”等中华传统文化新内涵的挖掘，是否将有助于今天的东方文明走出有别于西方的另一条道路呢？(作者为闽商杂志社执行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