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价值观碎片化、多元化和空心化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后现代主义价值观思潮的典型特征。人们受困于纷至沓来的各种问题：世界祛魅后，现代人为何会价值缺失？女性主义话题、饭圈文化为何会兴起？“白左”为何只关心移民、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和环境等话题，无法感知现实问题？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则进一步引发回音室、过滤气泡、信息茧房等网络极化效应，导致意识形态表现出整体碎片化趋势。

研究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之间，已经发生价值观秩序更迭的“寂静革命”，步入价值观碎片化社会。人们的价值观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从重视物质消费和人身安全向更加关注生活质量转变，特别关注言论自由、环境保护、两性平等、同性恋、残疾人、外国人等议题。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英格尔·哈特提出的价值观代际变化观点，对上述现象进行了很好的解释。他认为，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反映的是其未成年阶段的生活条件，特定年龄群体的价值观不会随年龄增长而发生较大变化，整个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会通过代际的人口更替而实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到来是因为具有安全感的一代人长大了。战后的发达国家人民经历和平和空前繁荣，生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因此战后出生的年龄群体在成长过程中把生存视为理所当然，人们在满足生存基本需求后，开始追求个人价值实现，于是带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代际转变。

价值观代际变化现象的深层影响因素和机制如何？目前有四种理论可供参考。首先，英格尔·哈特的“寂静革命”理论解释了价值观代际变化的社会成因。他认为，价值观形成有四个动因：发达社会的经济和科技发展能满足越来越大比例人口的温饱需求；发达社会人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发达社会新一代年龄群体的童年经历不同，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全面战争；大众传媒对社会的全面渗透。

其次，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解释了其国际成因。西方政府贯穿一战、二战、冷战到信息时代，一直在实施基于价值观的对外软实力投射。

第三，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解释了其经济成因。他认为，这些碎片化议题操纵是后现代消费社会的必然产物。在资本主义消费过程中，资本通过高超的美学和心理学技艺内嵌的结构化广告，对人们进行深层心理筑模和符码控制，制造了一个由伪事件、伪历史、伪文化构成的世界，通过差异性的思想编码和媒体技术操作，制造人与人之间的焦虑和矛盾，从而实现产品循环。

最后，人工智能技术等新信息技术解释了其技术成因。人工智能时代，算法秩序已经成为与自发秩序、政府监控秩序、法律秩序并列的另一种新秩序，内容分发的算法时代到来。而人工智能营销和传统媒体营销逻辑并无二致，沿用制造认知混乱、从而创造利润的通用做法。

价值观驱动人的政治技能，进而塑造国家政治结构。英格尔·哈特指出，后物质价值观的兴起，会使得政治议题中非经济问题占据主导地位，从而降低国家经济治理水平，并通过基于价值的两极分化对社会造成撕裂。今天，由于快速的国家发展和进步，中国也已经发生类似的价值观代际变化。2020年的世界价值观地图显示，中国人的价值观与5年前相比，已经发生较为显著的变化，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价值观象限，趋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应如何破解进入发达社会后的碎片化价值观代际变化陷阱？目前有这样几种思路。

首先，推动价值观科学化研究。探索建立数字化价值观动态感知体系，通过科学手段解明价值观形成动态机制，并进行系统引导和干预。其次，深化现代化社会数字治理体系。英国学者帕特里克·邓利维提出，数字时代治理理论的核心是逆碎片化。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构思了第四条道路，倡导人工智能生态进步主义，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导向融合和创造，而不是碎片和撕裂。再次，倡导国际理解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国际理解教育理念，以责任、公正、平等、自由、包容、和解、人性等为核心价值，倡导加强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借鉴，以构建更加包容的世界，促进世界和平、合作与交流。最后，推进尊重的教育和创造的教育。通过避免过度强调效率和生产率，推动创建韧性和可持续社会。（张海，作者是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日本大阪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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