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貌靓丽俊美的“小哥哥”、“小姐姐”陪消费者在店内聊天、玩桌游、打游戏，甚至还可以提供“外派”服务。曾有执事店员工向记者表示，“勾勾手、勾勾胳膊这种尺度主要还是看个人意愿，要是不愿意也不能强求。每个人的界限不一样，主要还是看个人。”

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张新年律师认为，对于民间经营主体来说“法无禁止”即可，即女仆店、执事店均为一种商业创新，只要不违法违规，就可以向顾客提供这样一种服务。如果在这种服务中涉及到“色情”内容，自然会受到法律的规制，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可以依据刑法做出相应处理。

而之所以大家对于女仆店、执事店提供服务感到“敏感”，还是因为这是一个新兴产业，消费者对其业务模式感到陌生、恐惧。

张新年给记者举了例子，家政服务也包含上门服务，棋牌室经营可能也存在经营风险，但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市场就要包容创新的商业模式，而且“也不可能把这么多创新的服务业态都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不现实，也不科学。”

即使法律不过多设限，那在女仆、执事店的经营上，是否有何可参考的管理依据呢？

根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规定，由店铺当地的文化主管部门对该类经营场所的经营资质进行核查，同时该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不得为进入娱乐场所的人员提供或者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陪侍”。

那这一条例是否也适用于女仆、执事店呢？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琮指出，该条款是打击“三陪”服务的重要法律依据并被广泛适用。倘若将女仆桌游店定位为娱乐场所，则其“店内陪伴、外派陪玩”并以“女仆陪伴”作为主要卖点的经营模式符合“提供营利性陪侍”的情形，就会被该条文所规制、成为营业过程中的主要风险。

但现有的“女仆”、“执事”桌游体验店恰恰处于一个灰色地带，这类场所得以不被过度监管，主要原因在于“娱乐场所”的认定上。

国务院《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第二条进一步详细规定：“《条例》所称娱乐场所，是指以营利为目的，向公众开放、消费者自娱自乐的歌舞、游艺等场所。歌舞娱乐场所是指提供伴奏音乐、歌曲点播服务或者提供舞蹈音乐、跳舞场地服务的经营场所；游艺娱乐场所是指通过游戏游艺设备提供游戏游艺服务的经营场所。”

因此，娱乐场所的认定具有三个关键要素：1.以营利为目的；2.向公众开放；3.消费者自娱自乐。

据了解，各地政府基本都已经将普通的桌游店纳入了娱乐场所的范畴。如北京市政府在“我要开桌游店”的办事指南界面，明确援引了《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规定，要求业务办理者提交《游艺娱乐场所申请登记表》，将桌游店划入了游艺娱乐场所的范畴。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批转市整规办关于整顿和规范与治安相关的娱乐、服务行业意见的通知》，上海市政府也明确将营业型棋牌室纳入了娱乐场所的管理范畴。

但女仆桌游店有不同于普通桌游店的特点，普通桌游店负责提供场所、卡牌设备等，由玩家自行组局以达到娱乐目的；但女仆咖啡店在提供相关硬件设施之外，也安排服务人员参与桌游进程，甚至部分商家提供了外派陪玩业务，带有了一定的服务性质，并不符合“消费者自娱自乐”的要件。

因此，女仆咖啡店既有可能被视为提供了营利型陪侍的娱乐场所，也可能直接被排除在娱乐场所之外。

按照上述两位法律界人士的意见，无论是从条例规定解读，还是从实际操作可能性上，对女仆、执事店要求规范化经营还是存在一定难度。那么从商家的角度来看，是否有什么方法可以维持行业健康发展的呢？

对此，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讲师吴冬媛认为，之所以大部分人会谈“女仆”、“执事”色变，是因为门店用人常以“容貌”作为招聘标准之一。从招聘的角度来看，应以工作内容、工作能力作为招聘的标准。把容貌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招聘指标，可能是人们产生有色眼镜的部分原因。

要想跳脱偏见，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企业可考虑去性别化、去容貌化。目前女仆、执事的陪伴式服务更多是针对年轻人对异性交友方面的孤独，但事实上陪伴服务的从业者和受众可以更广泛和多元。

吴冬媛指出，社交陪伴对于人们身心健康的重要性已经在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从陪伴服务的角度，有学者证实了志愿者的一对一陪伴可以提升身心健康较差人员的健康状况。

“那么在未来，是否可以有更多形式的陪伴，例如对健康状况较差者的关怀陪伴、对空巢老人的亲情关怀、对独居者的友情陪伴等，以提升受众的身心健康？这样的陪伴可能受众更广泛，更具有社会价值。” 吴冬媛说。

为了缓解孤独，人们会通过主动拓展社交渠道来获得更多的社交机会。而陪伴经济的出现，也迎合了部分人群在社交上的需求。其实人们对于陪伴经济并不陌生，例如观看博主直播、游戏陪玩等，都是陪伴经济更大众化的形式，背后的原因都是现代人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