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偶遇友人，问及其年登八旬的父母近况，他一脸愁容和惆怅。原来他母亲失智了。起先只是前说后忘、丢三拉四，父亲陪去看病，她拒绝接受医生的治疗方式，执意不再就医。没多久，母亲的情形每况愈下，吃饭、穿衣、就厕、洗澡等行为变得越发困难，甚或失忆，几无控制自己身体的一切意识。

闻之，我陡然而生怜悯之情，除了劝慰，唯有喟然太息。友人母亲患的是阿尔茨海默症。较之失能，失智给老人带来更大的痛苦（虽然本人浑然不知），也给亲人和家庭生活造成更大的影响。前者只是行为能力的式微，行动不便，后者则是认知能力的障碍，思维“停摆”。老人一旦失智将不可逆转，绝无回天之力，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将如影随身，直至生命终点。

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会经历不同的年龄时段，老年是人生地图的最后一站。南宋大学士洪迈所著《容斋随笔》引录朋友中书舍人朱新仲的“人生五计”一说。他认为：人的寿命姑且按70岁计算，那么10岁左右叫“生计”，20岁时为“身计”，30—40岁为“家计”，50岁为“老计”，60岁以后称“死计”（“夕阳衔山，倏而就木”）。人终究是要老要死的，不回避是一回事，如何顺顺当当走完这段路程又是一回事。倘若失智，那是难以做到朱新仲论“死计”所说的“丝毫无慊”。作家周大新前几年写了一部讲述老年人生活的小说《天黑得很慢》，其中引用了一位英国医生对退休者余生时间的划分：最后寻欢阶段、死亡准备阶段、死亡开始阶段。在我看来，失智老人尽管还有正常人的生命体征，但其认知功能障碍导致视空间能力损害、抽象思维和计算能力丧失、人格和行为改变，似进入了“死亡开始阶段”。

读过《百年孤独》的人，都记得马尔克斯描述过一个令人揪心的画面：在一个得了失忆症的村落里，人们用诸多小纸条写下“牙膏”“门”“窗户”“开关”“锅子”字样，把它们贴在每一个即将被遗忘的物件上，以备失智者失忆时可以用来提示。马尔克斯难道是经历过亲人失智的伤痛，才会用文学的魔幻之笔写下如此荒谬而又悲悯的故事情节？其实，失智老人面对小纸条的提示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其全然没有认知能力，就连曾经那么亲近恩爱的家人竟然可以完全遗忘，变成陌路人，那么，还有什么是生命可以依靠和相信的呢？

吴宓晚年曾在书札中对其爱徒说：“老人难得是在健康（身体）、清明（神智）、安定（生活）、快适（精神）中，无病而终。”失智老人一俟失去了“清明”这一幸福元素，遑论其他？老人无论富贫、不分贵贱，只要失智了，他便沦为弱势群体，更值得同情、关爱、呵护。自不待言，鉴于亲缘关系，家人（配偶、子女）护理失智老人责无旁贷，社会也亟需关注这个问题。这里，不妨列举一家银行的“空头支付”的游戏：一位老太几年前已将存入某银行的10万元取出了，但她失智后，闹着要去银行取款，女儿无奈，只得陪她去银行。女儿说明来意后，银行破例“付款”，将一叠白纸装入大信封交给老人，平息了她的暴躁情绪。

中国早已进入了老龄社会，面临着大概率的老年失智：65岁以上患阿尔茨海默症率为3.4%，75岁以上13%，85岁以上20%。中国老龄科学研究负责人说：“从失智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来看，他们从家庭以外能够获得的支持是非常有限的。”社会性关心和帮助失智老人，这是我国民政部门的“短板”。虽然我们建立了志愿服务制度（不少街镇为独居的失智老人提供无偿服务）、普设了老年保健护理机构（敬老院的规模日趋扩大），但供需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比尔·拜瑟韦在《年龄歧视》一书中说：“失智老人不能被社会隔离开来，成为异于‘我们’的‘他们’。”只有当失智老人不再被视为“他们”，而是被认为平凡普通亦如“我们”，这个世界才会阳光普照而没有被遗忘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