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1921》戏里戏外都与上海有着很深的渊源。戏里,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观众能看到一百年前上海的城市风貌和生活;戏外,影片的拍摄得到了上海各方的大力支持,不仅在许多历史建筑实地取景,车墩影视基地还1:1建造复刻了中共一大建筑群,包括渔阳里2号、望志路106号、博文女校、辅德里625号等建筑。
《1921》监制兼导演黄建新在接受晨报记者采访时,特别表达了对上海的感谢。他透露,不仅许多表现上海的镜头在此地拍摄,原本要去巴黎取景的戏份因疫情无奈取消后,最终也十分幸运地在上海找到了合适的取景地。黄建新还爆料,用于片中关键场景工厂排字的“百姓”换“人民”的那台印刷机,还是当年从上海废品厂收来的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老古董”,最初找上海老师傅修好后用在了电影《十月围城》里,用完后送去了中国电影博物馆保存,这次拍《1921》,又从北京运了过来,派上了用场。
《1921》,在黄建新看来,这是一个关于理想主义重要性、关于信仰坚定性、关于生命价值的故事,他希望观众能够有所感触,感受到当年这些热血青年的信仰和奉献精神,“他们为了建立和实现信仰,把生死置之度外,这个信仰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更多的人。”
●新闻晨报:你曾说电影最重要的是做到好看,人物要生动,为此做了哪些努力?
黄建新:我们希望角色能让大家觉得跟我们很近,因此会有特别日常的、常态化的表现。比如说毛泽东到了上海,他跟李达是老乡,李达请他去吃饭,没有历史记载,但我们认为是有可能的,因为毛泽东在湖南一直收到李达出版的杂志,而且历史里记载还有几次没有钱付。我们就写了这么一场戏。
毛泽东从湖南坐船,到武汉再换船,很久才能到上海,到了上海就想吃辣,这样就有了一次很自然的聚餐,李达因为胃不好不能吃辣,但是他把责任推到了王会悟身上,王会悟是新女性,直接说我能吃辣,结果大家就笑了。毛泽东拿出了那张欠单,李达问为什么不给钱,因为其实他也在借钱。我们就写了,他说,‘没有钱啊,要不我再加班翻译一本书把钱垫上’,王会悟还说原来干革命还要自己掏钱啊。这时李达把欠条撕掉了,说‘就像我们办公司’,这段话跟今天很近。在毛泽东后来写给李达的信里,希望他回到党内,这封信里写了刘少奇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写了“我们的公司办得不错”这句话。我们把这句话往前推了,这样就使这场戏没有出现特别概念的话,都说得很细致,特别容易理解,也表现了他们的关系。
●新闻晨报:毛泽东奔跑的场景让人感动,当时是怎么考虑设计的?
黄建新:这场戏对演员的要求就是要跑得好看,如果没有那种大步向前、追寻跳跃的生命活力的感觉,这场戏就拍不了。我跟王仁君一见面就提了这个要求。毛泽东在跑的过程中完成他的递进和变化,这个段落如果和音乐配合得好,是一种诗意的激情,让人产生联想。我其实还想到了《山海经》里的夸父追日,设计的时候要考虑怎么能够奔跑起来,不能从李达家出来就直接跑,得有碰撞,情绪激发后一点点跑起来,跑上了南京路,再跑到外滩。
●新闻晨报:《1921》中毛泽东和李达的戏份相对来说多一些,如何评价饰演这两个角色的王仁君和黄轩?
黄建新:李达是一个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讲着讲着自己会哭,很多年前我采访过几个老教授,当时特别感动,其实就是情怀,触碰了他们内心最珍贵的对国家命运的情感,这个东西我们用到了李达的身上。黄轩演得好在哪里,他其实有点倔倔的样子,又很朴实,所以他讲的时候你会被打动,我们拍的时候,摄影师就掉眼泪了。而且我们说要克制,不要煽情,电影自身不是以煽情为目的的,它蕴含更丰富更长久的情感。我跟黄轩说,你说这段话,我希望是真挚的,是从心里流出来的话,你们俩也都可以哭,但是绝对不是那种逼着别人哭的感觉。观众会触动,把大家触动了就好了。
王仁君一开始用的是以前的方法,后来我跟王仁君一直讨论,我说我希望你的表演加上镜头一起的强度是我们讨论的强度,而不是演的强度等于我们要求的强度。因此他跑的那场戏,最有力量的不一定是近景,等镜头转向南京路,前头有很多车辆挡着,那是个大全景,我说那个才是最强的。因为那是一个电影语言,光线、音乐包括你的形体,对比你之前心境的压抑,音乐跟视觉都打开了,观众的情绪一下子起来了,这加起来才是我要的。毛泽东是一个成长的角色,他只要成长他就丰富。
●新闻晨报:你怎么评价这部影片里的年轻演员,有没有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表现?
黄建新:电影里强调了一个大家老说的青春感,如果从角色的客观角度来讲,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他们当时就那么大。他们会跑到大世界去看哈哈镜,跟今天我们很多小孩子去迪士尼是有一点点像的,那种好奇是年龄自身带来的,就是青春的的表现。你叫四五十岁的来演,拍了大家也不信,这是生命本身的过程,违背地拍就会很不自然。我们这次请很多年轻演员来参加,其实是让观众体会生命自身的自然,他们是能够胜任的,他们果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那种(青春)感觉。
●新闻晨报:拍《1921》有什么一直坚持的创新点?
黄建新:我是不守时间线的,这是我想做的。你会发现1921年之后一直写到1947年,然后又跳回到1921年的8月10日,我守的是一种心理感觉的时间线。比如开头陈独秀说一双眼看到了近代史,但是中间又插回到他撒传单,然后被抓,到监狱,然后再插回到探监的对话,是完全是跳着的。我剪完后算过,大概6个时空剪在一起,其实是剪了一两个人的心理时空。
我以前一直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在电影的世界里,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想象时,或者是几个时空,其实都是现在时,我就依据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制作《1921》。
●新闻晨报:前两天上海看片会上有一个专家说,喜欢《觉醒年代》的观众会喜欢《1921》,你希望观众从片子里感受到什么?
黄建新:片中每一个人都带有强烈的色彩,这些人创建共产党的时候,他们是在追一个理想。这个电影不仅仅是讲历史的故事,它有一个励志的故事,一个关于理想主义重要性的故事,一个关于信仰坚定性的故事,是关于生命价值的故事,是非常非常厚重的。这些,我们都希望通过电影能有一点点的表现,使观众能够有所感触,心灵哪怕有一个触动,这个触动都是有意义的。
我就是想做一个特别富有情感的电影,让观众对这群人感兴趣,想了解他们。我要传达的是这群人身上的信仰和奉献精神,这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他们为了建立和实现信仰,把生死置之度外,这个信仰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更多的人。这是我希望观众能看到的。
选稿:吴春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