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Shiki

相传印第安酋长把西雅图交给白人的时候，要他们好好珍重这片神圣的土地。同样，新的萨长政权虽然多少有点得位不正，但是他们并没有随意应付幕府留给他们的改革遗产，也不是为了某个当权者而改革。在新政府一系列激进的措施背后，不无对幕府传统的承认和维持，日元就在这种胆大心细的改革中诞生了。

由利公正的改革失败后，接替由利公正的大隈重信做了点微小的工作，一边确定太政金札和正币可以兑换的关系，使流通的纸币不止于成为废纸，另一边严格要求按平价兑换，使其发行不受市场波动影响。

大隈重信在相信通胀能刺激繁荣这点上，跟由利公正并无二致，只不过是个更尊重市场规律的重商主义者。

接替由利公正的大佬大隈重信

幕末以来战乱动荡，各地缺少足够的正金来源，愈发无力支撑藩札信用，如无根之草，官札只需稍稍顺应市场运行，这些藩札根本无力抵抗，纸币统一只是时间问题。

这只是治标。

治本在于贵金属，在于需要建立货币体系。

首先是确立本位货币。从美国考察回来的伊藤博文认为，富国强兵，就应该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使用金本位制。然而，明治时期最开始推行的却是银本位制。

在19世纪，“金贵银贱”是大的趋势，率先实现金本位制有利于帮助本国货币抢占国际市场的制高点，贸易力量最强的英国又最早实现金本位制，这本来是一个强者益强的货币体系。所以其他国家要实现后发制人，就得使用一些畸形的手段。比如美国、法国和荷兰，采取禁止自由铸造银币的方式，强行压制银币，从原来的银本位逐渐过渡到金银复合本位制，最后实现金本位。

实现金本位的国家越多，银币的价格越下降，金本位制的优势越大，这样一来建立金本位制的发达国家可以在亚非拉落后地区推行更廉价的银币，通过金银的差价获取更大的利益，所以这依然是一个强者益强的游戏。

幕末维新的时候，英国试图利用品位好的香港银元向亚洲市场进行扩张，但遭到了失败。因此英国人罗伯逊希望日本成为新的东亚银币中心，强烈建议日本政府推行银本位制。

从国内实际出发，“东洋银多金少”，日本不仅多银，而且银币质量好，可以很轻易实现与国际洋银等价，从而减少外贸损失，内外压力都使得新政府的主流意见更倾向于以银为本位。似乎日本离金本位制遥不可及了。

日本跟前面的国家一样，也试图通过金银双本位的道路转型到金本位制，不过，继承自江户体系的日本，甚至可以说，比起美法荷才是这个玩法的老手。

复合本位制意味着日本在西方金融强权面前采取银本位只是一种“武备恭顺”的态度，银本位是近代财政草创阶段无力对外，又缺少黄金储备的一个掩护，并不是日本放弃转向金本位制的态度。

在伊藤博文为新货币条例提的草案中就提及，日本银具有相当的灵活性，1圆银成色比墨西哥鹰洋还好，可以驱逐洋银，还可以作打开东亚市场之想，对内则可以发行成色比安政一分银成色略低的明治一分银，以防止支撑国内流通的小面额银币流失。

确立优质的1圆银为本位货币，实乃作为贸易银来对外使用，因此新货币中除了1圆银，其他银币都是辅助货币，而10、5、2圆面值的金币全部作为本位货币，亲儿子地位不言而喻。

新金币从传统四进制的两分朱，转变为十进制的圆钱厘，按1两=1圆，1分=25钱，1朱=12.5厘兑换，辅以发行新的明治通宝札取代使用旧换算单位的太政官札。

表面上说，明治政府在刻意改变货币换算体系炫耀新时代到来，实际上是因为从江户到明治的银币一直采用十进制，日本银作为可以对外的硬通货，政府选择让金币计量向银币靠拢，就是为了尽量对接上国际贸易。

币制的选择，不仅赶上国际上越来越多十进制货币国家的趋势，也没有对民生造成太大困扰，明治政府采取比较宽松的态度，除了通商港口和高层官员，旧的两分朱观念依然在民间长期保存，直到19世纪末，日本人还把1000日元的基建称为千两工程，可见改换币制的割裂感并没有特别明显。

从更深的层次来说，这种披着复合本位外衣的金本位制，实属江户以来的传统。明治先后发行的二分判、1圆金币和万延二分判，相互之间的成色都相当接近，同时把国内的金银比价维持在略高于国际比价的水平，在本质上非常接近以二分判作为市场的价格基准，通过控制国内金银比差别来保持金本位的万延体系，也不难怪金币在改革中过渡得非常平稳。

推行金本位与其说就像伊藤博文认为那样，体现御一新以来日本与西方列强争雄的决心，倒不如说是从幕末崩坏向江户中后期的货币道路靠拢，颇有歪打正着之意。发行新币，虽命维新，其实旧制。

其次是进行一定程度的集权。短时间进行如此大的货币改革，传统的幕藩体系自然缺乏足够的威权。客观上说，在日本进入幕末乱局这时候起，已经不具备“完全放任市场进行自主调节来恢复秩序”的条件。

幕府上层频繁征收金币作为公务费，使得金币价格水涨船高，承载市场的三都商人自己也不尊重市场，利用特权滥发银票，银币则持续走低，加大了日本金贵银贱的趋势，继续流失贵金属。

混乱的市场成为幕末政局动荡最直接的后遗症，新政府很难不采用快刀斩乱麻的措施。为了驯服银币，为以后的金本位制做准备，顺便减少太政金札发行的阻力，明治元年的《银目废止令》采取一种激进的态度来统一银币，直接把江户以来民间自发流通的豆板银、丁银和银票废除了。

但是急于求成之下，适得其反，一味否决民间的兑换能力，实际上破坏了之前建立起来的信用基础，银票持有者将银目废止令误解为票据无效，疯狂要求兑换正币，一时间出现了挤兑，兑换商无力支付，倒闭者十之八九，大阪米市被迫停业，连带着官方纸币发行也陷入了停滞。

直到后来大隈重信上台意识到事态严重，下放特权给江户京阪三都的商人，让豪商们来进行货币改革。

江户时代的商业繁荣给了明治维新一个好基础

不能简单地把明治初期的财政政策，简单等同于算缗告缗、抹杀经济活力的机器，尽管在这个过程对市场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是改革者很快意识到民间力量才是货币统一的关键，1869年通商会社成立，收编大商人发行纸币，把改革权让渡给市场力量，这是一个市场和社会共同体足够强大才产生的博弈结果。

明治初期，种种强制措施也有客观形势所逼的原因。太政金札原本计划作为劝业贷，实际上有3/4被用来填补财政亏空，经济危机远远超出了想象，所以短时间筹措大量资金，除了超发纸币别无他法。

同时朝廷和佐幕双方一起褥羊毛给各地经济带来了双倍的快乐，这种幕末后遗症仍在发作，各藩为了生存被迫饮鸩止渴，在官札推广的同时，暗中加大藩札的发行，到废藩置县前夕有244个藩、9个旗本发行藩札，导致纸币泛滥，货币流通十分混乱。

危机像滚雪球一样持续累积，明治政府本来就过分相信权威，强硬介入几乎是必然的。就明治政府而言，货币的统一，是不是纯粹的与民争利，还要从政治角度看待。

比如银目废止令采取现价兑换，福山藩从前通过银目借贷的方式欠下大阪商人接近25万两的黄金，按明治元年的银价，一下子少还了7万两。大阪商人受到打击固然是坏事，不过客观上使藩厅把财政的重心从专注大阪市场的利益回到本地建设上，这也是一些原来的佐幕藩为什么在戊辰、箱馆战争转向尊王的原因。

回收超发藩札的时候，新政府采用了分步走的措施，先让新货币对旧币、太政官札进行换算，再用旧币、太政官札跟藩札进行折算的时候，以各自折算得出的比率差作为新货币和藩札的比率，这样两次折算使藩札持有者的实际损失控制在37%以下，大大降低了矛盾发生的可能。

如果明治政府仅仅是为了集权和割韭菜，根本用不着在这些改革上大费心思，在确立新货币的时候，大久保利通和三条实美认为依靠江户以来成熟的财政手段，靠发行劣币足以完成敛财，坚决要求改革的伊藤博文反而非常孤立。

明治维新的殖产兴业

在一片风雨飘摇中，殖产兴业的基础政策算是确定了下来，而真正的狂风巨浪，还在未知的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