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斗转星移。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已被载入史册，像陈福良他们这样曾经为之在草原和戈壁滩上奋斗的幕后英雄们，也基本到了耄耋之年。

但是，他们的心仍然火热。生活在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的这群“两弹一星”功勋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 “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支部的凝聚下，忙碌地为观众讲解、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一直在发光发热。

在这个平均年龄80岁的最“长”党支部里，这群老党员挥洒着他们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片赤诚，也坚定地传播着他们心目中神圣的“两弹一星”精神。

把“两弹一星”精神带到社区

陈福良是上钢新村街道“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支部的书记。最近，他和老伙伴们很忙。先是去了一趟山东，6月21日回到上海，第二天又赶去了青海西宁，都是为了这些地方“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成立进行交流。

得以采访这群老党员，就是在这见缝插针的一天里。6月21日，老人们从一大早开始，接受了几波采访，一直持续到下午两三点。但是他们一点没叫累，而是十分耐心地配合。他们还向记者道谢，感谢帮助他们传播“两弹一星”精神。

因为，在他们的心里，这是最宝贵的东西。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居住在上钢新村街道的80余位“两弹一星”老功臣，正是这两个事件的参与者和亲历者。

“两弹一星”，分别指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其中核弹包括原子弹和氢弹。1999年9月18日，江泽民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将“两弹一星”精神概括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24个字。

随着这批功臣们扎根上钢新村街道，24字精神也在这里扎下根并传播开来。他们所在的济阳三村，成了远近闻名的“两弹一星”村。

上钢新村街道充分挖掘这一独特资源，在2003年成立了“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走入位于上钢新村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的基地，曾经那些艰苦而又充满激情的岁月点滴，一一展现在眼前：存放原子弹最小部件的“匣”、野外作业防风沙眼镜、出差用的对讲机、接触特种材料时使用的特殊口罩、特制工矿靴、安全帽、水壶，以及当时从全国各地奔赴戈壁滩的大学生们的毕业证书、功臣事迹、各种荣誉证书等。

其中的绝大部分照片和实物展品，都是居住在上钢新村街道的“两弹一星”功臣们搜集或捐赠的。为生动展现核研制的工作和生活场景，他们自发捐出了珍藏多年的历史照片、相关证书、纪念奖章和物品，有的还不远千里去青海基地征集史料，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两弹一星”精神。基地建成后，这些老同志还组成了讲解团队，自发地轮班为参观者讲解。

2005年，上钢新村街道“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支部成立，支部成员全部是原二二一厂的退休党员，因此这个支部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蘑菇云”党支部。

最初，党支部有40多名成员。但是，随着他们渐渐老去或迁走，现在这个党支部还有27名党员。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已经89岁，最小的也有72岁，平均年龄80岁。

说起肩负的讲解任务，陈福良乐观地说：“虽然最早一批讲解员中的老陶已经89岁，还有一名同志腿有毛病，但都及时替换上了其他同志，目前还是能保证6名同志的讲解队伍，保证每周二固定值班。”

艰苦中历练出的精神

确实，那些曾经亲身经历的事，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从这些老功臣们的嘴里讲出来，尤其有感染力。也更让人意识到，这背后，是他们几十年的青春年华，是远离亲人的煎熬，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磨难，是把自己整个献给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付出。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实行发展“两弹一星”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代号青海二二一厂）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兴建的。

今年85岁的朱顺忠，是最早一批去到二二一厂的大学毕业生之一。1960年，他从位于武汉的华中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了二二一厂。

至今，他还记得辗转到兰州，又到西宁，再到位于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金银滩草原的二二一厂后，发现那里连住房都还没有，只能睡帐篷。“去的时候基本冬天了，晚上睡觉全副武装、戴着帽子蒙头睡，都还冻得不行。没有菜，只能吃青稞面，而且是定量的。”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研制起步了。之后，更多的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既包括像朱顺忠这样不同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也包括从公安、医疗等各个部门抽调的保障人员。最高峰时，青海二二一厂有上万人。

分别是65届和66届毕业生的陈福良和朱孔阳，也在大学毕业后来了这里。

陈福良是从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我家是农村的，从初中开始就享受助学金，高中和大学都是保送的，毕业时，就觉得自己都是党和国家培养的，所以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青海二机部，具体干什么不知道，但只知道要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锻炼。”陈福良说。

虽然1965年去的时候生活条件已经好多了，不再住帐篷和土坯房，但仍然要克服高寒缺氧。“刚去时呼吸比较急促，经常流鼻血。米饭蒸不熟，馒头夹生，每天刮大风，沙尘到处都是。”

同样抱着“国家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想法的朱孔阳，第一志愿也填了青海。“我大学里就入了党，所以虽然想过那里艰苦，但国家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志愿。”朱孔阳说。他还记得，当时提炼材料没有不锈钢等设备，就用大木桶。“浓度低的还好，浓度稍微高一点，桶就很容易被腐蚀了。”

如今上钢“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支部里最年长的陶瑞滨，是从上海市公安局抽调去的。

在青海，他负责厂区的安全保卫和保密工作。试验团队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先后经历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航弹等的爆炸试验。

第一颗原子弹是在新疆罗布泊的戈壁滩爆炸的。爆炸试验前，在一次晚上的装配中，陶瑞滨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把很小的核心部件中子源送到总装部门。“当时没有车，只能步行送去，戈壁滩上路不好走，又是晚上，没有灯。”陶瑞滨说，“但是中子源绝对不能掉，摔坏了会影响原子弹的总装和试验，而且它本身有放射性，如果摔了，也会危及我们的安全。”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陶瑞滨在中间抱着中子源，旁边两名同事分别抱着他的胳膊，以防他不小心摔跤，一人还要腾出手打手电筒。就这样，在那个戈壁滩上漆黑的夜里，三个人紧紧并在一起，喊着口号：1、2、3，每喊一下，就一起往前走一步，确保共同的步伐。1公里的路，三人走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安全送到，陶瑞滨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一批批前赴后继的奋斗者努力之下，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在短时间内研制成功。1997年，青海二二一厂结束历史使命，正式撤销。在草原和戈壁滩上奉献了一辈子的功臣们，陆续回到各自的家乡。

不遗余力传承下去

从60年代陆续前往青海，到1997年左右退休回来，这些老功臣大都在青海待了30多年的岁月，而且很多都是夫妻双方一起在那里奋斗奉献。这期间，父母不能照顾，孩子不能陪伴。就像他们曾经的誓言：“一生情系两弹，死后魂归草原，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就是用手抠、用牙啃，也要造出中国的争气弹”。

这其中，对于父母孩子的歉疚，让他们有时会感到难过和遗憾。

1997年，陶瑞滨和妻子回到上海后的第一个春节，陶家吃上了30多年来第一个团圆的年夜饭。正吃着饭，孩子们突然哭起来。陶瑞滨惊问：“回来了不是应该高兴吗，怎么哭起来？”孩子说：“你们不在，不知道我们苦，人家过年父母陪着，我们过年只有几个小孩在一起，人家高高兴兴，我们几个抱在一起哭。”

说到这里，这位年近90岁的老人忍不住在脸上抹了一把。

除了孩子，他觉得亏欠的还有父母。“那时没有电话，通信不及时，父母病危都没有见上面，父亲去世也没有回来，现在父亲具体安葬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想到父母养育之恩没有报，心里就很难受。”

但是，他依然坚定地说：为这个事业无怨无悔。回来后，他也积极地参与了上钢“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筹建，还是第一批讲解志愿者。“为了最后发挥一点光和热。”陶瑞滨说。

上钢“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支部的老党员们，都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们放下曾经的伤痛和遗憾，在耄耋之年依然奔忙着。

在上钢新村街道“阳光讲师团”、文化中心文体团队、平安志愿团队等20多支队伍中，几乎都能见到“两弹一星”党支部老同志们的身影。上海实行垃圾分类后，他们不顾年事已高，争当垃圾分类志愿者。新冠疫情突如其来，他们自发组织口罩投递小分队、防疫宣传小分队，支援社区防疫工作。

十多年来，他们深入机关、学校、企业、部队等单位宣讲，听众达16万余人次。经过不懈努力，他们欣慰地看到，“两弹一星”研制过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两弹一星”精神也正在青少年一代中生根发芽。

有学生听过他们的宣讲后说：“看到再熟悉不过的爷爷奶奶、再平常不过的隔壁邻居，成了故事的主人公，书本上的爱国主义教育变得不再遥远和抽象。”

这些年，党支部也获得了不少荣誉，如中核集团公司“五好党支部”、中核工二二一局先进集体、浦东新区“两学一做”示范支部等称号。2019年12月，又获得“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称号。

在陈福良看来，传播“两弹一星”精神不但是义务，也是责任。“我们应该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他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两弹一星’精神激励了几代人，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我们现在还有余力，就应该把教育基地的优势发挥出来，传承好、发扬好‘两弹一星’的精神，特别是在青少年中间传承和发扬出去，因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代代人的艰苦奋斗。”

在他们百年之后，还有谁能接过传承重任？陈福良充满信心地说：“肯定会有年轻一代来接班。现在核工业二二一离退休人员管理局上海管理处已经派了年轻人，来到基地学习讲解。”他又补充说：“我们的子女也马上进入退休年龄，核二代、核三代也可以来接替这一工作，让‘两弹一星’精神一直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