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玉良（1904-1993)，又名顾建业，生于嘉定西门外六里桥顾家村的一户贫农家庭。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与筹建上海市南货业职工会，领导上海南货业职工罢工。1927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上海市南货业职工会执行委员和党支部书记。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党内的联系主要依靠地下交通，这一时期，顾玉良投身党的交通工作，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内部交通员、中共中央内部交通员、内部交通科科长等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顾玉良凭借丰富的交通工作经验，找到了与党中央失联多年的项英、陈毅、叶飞、黄道等部队，并将党中央的重要文件和指示传达至正在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的南方红军游击队，更是亲自参与到南方红军的谈判会议中，击碎了国民党当局企图诱降、分化、瓦解当地红军的阴谋，为南方红军的国共和谈立下汗马功劳。此后，他又担任中共浙江省工委书记、宁（波）绍（兴）特委书记、浙西特委书记、太滆地委委员、浙江省委委员、新四军第一师南下随军工作团副团长、安吉县委书记兼安吉县、吴兴（今属湖州市）县委书记等职，为党的革命工作走南闯北，鞠躬尽瘁。

图片说明：顾玉良

远赴汕头建立红色交通站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为沟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反革命围剿及严密的经济封锁，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决定在上海与中央苏区之间新建一条秘密交通线。

1931年初，时任中央内交科科长的顾玉良被派往汕头，建立交通站。同他一同前往的还有陈彭年、罗贵昆，经水路到达汕头后，三人以上海客商的身份，选择便于为中央苏区筹措电器材料的公开职业从事活动。很快，他们找到了合适的铺面，在海平路98号一座三层高的小楼房内开起华富电料行，陈彭年为“经理”，顾玉良为“会计”，罗贵昆为“职员”，还雇佣了一位年轻人。

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汕头交通站旧址不久，党中央下达指示，派顾玉良与东江特委取得联系，获取地方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形成了由上海至汕头进入中央苏区的红色交通线——由上海运来的物资经汕头交通站转至东江特委的交通员转送至苏区。后来，这条秘密交通线还成为中央苏区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到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前后，更是成为通往中央苏区的唯一通道。从1930年到长征前，由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干部约有200人，其中就包括周恩来、叶剑英、项英、任弼时、何叔衡等重要领导人。线路的畅通确保了中央苏区急需的干部、紧缺的物资能够进来，保证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寻找党的领导人项英

顾玉良在汕头工作不到半年，就被调回了上海。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被调到沪西区罢工委员会工作。1933年，顾玉良又回到中央局机关从事交通工作，后在工作中被国民党抓捕，被判处无期徒刑。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成立，陆续将国民党监禁的中共党员和要求抗日的民主人士营救出狱，其中也包括了顾玉良。他出狱后，经组织审查恢复了党籍，留在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工作。

同年10月2日，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秦邦宪找到顾玉良，派他远赴江西寻找与党中央失联已久的项英。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开始战略性转移。项英、陈毅等人奉命留在南方，开展游击战争，在崇山峻岭和茂草密林间，部队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不久前，党中央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发现项英、陈毅还活着，正在江西与国民党谈判。因他们与中央失联多年，对当下形势与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了解，可能会被国民党蒙蔽，在谈判中不利，影响到红军在南方地区的形势。为确保万无一失，党中央决定派与项英相识且交通工作经验丰富的顾玉良去找项英，并带去党中央的重要文件和口头指示。

顾玉良身着八路军军服、持公函，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身份赶赴江西，随身携带的另一封用火漆封起来的信封里，装的是一份中央的文件和给项英的信。当他千里迢迢赶到项英、陈毅所住旅馆时，只见陈毅，项英却不在。当时陈毅正在与国民党代表谈判，急需了解党中央的最新指示，顾玉良的到来可以说是雪中送炭。次日，陈毅邀请顾玉良一同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会议。谈判过程中，国民党方面咄咄逼人，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和无端指责。而顾玉良也不相让，抓住对方的软肋予以有力回击，发表了这样一段精彩言论：“我愿意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供大家考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国共两党通过谈判达成了协议，实现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推动了全国抗战的局面，这就是实现了全国人民的要求，这里没有谁投降谁的问题，现在竟有人借此机会宣传共产党投降国民党，这不仅无知，而且是恶毒的诬蔑，不仅是违背协议，而且是违背全国人民愿望的破坏行为，请诸位先生考虑，对于这种宣传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这是一。第二，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从北方和南方大举进攻，已经打到我们身边来了，但还有大批靠人民血汗供养的政府官兵无动于衷，仍然把枪口对内，包围着要求迅速赶赴抗日战场的红军游击队，这是执行协议的表现吗？第三，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使个别红军游击队怀疑和拒绝执行谈判协议，并增加我方的工作困难，这是必然的结果，但有的人就借此攻击我们违背协议，问我们签订的协议算不算数，对部队有没有约束力等等，其目的无非想宣布协议失败，重新进行‘剿共战争’。但是大家知道，十年‘剿共’，没有把共产党剿灭，却把日本鬼子剿到中国来了；难道这个教训还不够，还要继续‘剿共’，把整个中国剿给日本帝国主义吗？先生们知道这是不容许的。当今之计，只有采取一些切实的措施，方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因此我建议：一、政府当局应明令禁止类似‘共产党投降国民党’等的宣传，以利于国共两党团结抗战；二、迅速撤退包围红军游击队的部队，转向抗日阵地上去，以取信于人；三、在排除上述障碍的情况下，我们将负责继续派干部去进行工作，但应假以时日，因为已经造成误解，不能操之过急地采用命令解决。以上意见是否可取，请诸位先生三思。”经过激烈的辩论，终于使国民党代表在事实和道理面前认输，同意制止反共宣传和撤退包围的国民党军队而结束会谈。

谈判结束后，陈毅派了一个警卫员带顾玉良到项英的住处。赶到时，项英刚锻炼回来，多年未见的两人一眼就认出了对方。“项英同志，党中央派我来接您啦！”顾玉良的这句话，让项英热泪盈眶。顾玉良将党中央的文件和信交到项英手中，又向他传达了党中央的口头指示。随后，项英立即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尽数传达至游击队，在安排好其余事项后，与顾玉良一同前往南京，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会见了秦邦宪和叶剑英。至此，顾玉良圆满完成了此次任务。

寻找闽东红军领导人叶飞

1937年11月初，距离上一次任务不到半个月，顾玉良又奉命回到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接受新的任务——联络闽北黄道部队和闽东叶飞部队。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八个省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改变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请叶挺出任，副军长由刚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的项英担任。但国民党福建当局并未放弃诱降、分化、瓦解当地红军的阴谋。此前，党中央派张云逸与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谈判，并要求与闽东地区叶飞部队取得联系，但国民党方面以各种理由推脱。于是，联络叶飞的任务落到了顾玉良的肩上。

此行顾玉良持叶挺军长的公函，以新四军的身份，从南京经由江西铅山县进入闽北黄道部队所在驻地，一路重峦叠嶂，山路崎岖险峻，最终顺利在长涧源找到了闽北黄道部队。他将介绍信和党中央的文件交给黄道，并传达了口头指示，之后就马不停蹄地离开了。12月3日，顾玉良风尘仆仆地赶到了闽东红军驻地宁德桃花溪根据地。与上级失联长达4年的闽东特委和独立师的领导班子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人，见到顾玉良后欣喜若狂、热泪盈眶。

顾玉良向闽东特委传达了中共中央“独立自主靠山扎”的指示，并告知了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的消息，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即将改编为新四军，部队番号、编制和干部名单很快就会下达。要求闽东特委尽快完成国共和谈，闽东红军游击队待命整编。

图片说明：1938年1月，部分南方游击区负责人于南昌新四军军部

随后，闽东特委派范式人和顾玉良重返福州，与国民党福建当局进行第四次谈判。经多次交锋，双方终于达成合作抗日协议，主要内容是：一、停止内战，发表共赴国难宣言；二、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第2支队；三、保持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干部由共产党委派，只听必要调动不听指挥；四、释放一切政治犯，由共产党方面派人到各地调查并释放；五、划屏南、周墩、宁德、穆阳、古田为闽东红军驻防区；六、已分的土地维持现状，过去的租债一律免缴。

12月中旬，顾玉良接新四军军部电令，同闽东的叶飞、闽北的黄道赴南昌军部报到。他与叶飞、沈冠国和两个警卫员取道福州，会见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最后商定闽东国共合作中未了事宜。由此，持续3个月的闽东地区国共和谈成功。其间，共举行了4次正式谈判，加上最后叶飞与陈仪的会晤磋商，共经历5轮交锋。最终，12月31日的《福建民报》上，全文发表了由叶飞起草的《中共共产党闽东特委共赴国难宣言》，这是福建省几个地区红军与国民党当局谈判中唯一见报的一份宣言。

开辟党的革命工作阵地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浙江省临时工委与中国中央长江局关系中断。1938年，恢复联系后，顾玉良被派往浙江，负责将中共浙江临时工委改组为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并任书记一职。1938年5月7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平阳县北港凤卧乡玉青岩村召开会议，成立中共浙江临时省委，书记由刘英担任，顾玉良任省委委员。5月，顾玉良、邢子陶、杨思一、高子清在嵊县太平乡沃基村邢子陶家的小阁楼上，成立了中共宁绍特委，顾玉良任书记。中共宁绍特委管辖上虞、诸暨、嵊县、新昌、绍兴、萧山等14个县市党组织。任职期间，顾玉良深入各县了解情况，根据各地实际发展党组织，为先前遭到严重破坏的党组织迅速恢复和重建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成为该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坚强指挥中心和战斗堡垒。

1939年初，顾玉良又被派往浙西地区，建立浙西特委，并担任书记一职。从抗战开始至1937年底，浙西（当时指富春江、钱塘江以西以北地区，包括：富阳、新登、临安、安吉、嘉善、嘉兴等21个县）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全部沦于敌手。顾玉良上任后，浙西特委迅速联系分散在浙西各地的党员，了解情况，利用一切条件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向敌占区发展，着手建立党的武装。

图片说明：浙西特委第一次会议旧址：安吉县青松乡枫树塘村

1939年7月，顾玉良赴平阳参加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委员和浙江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之后，顾玉良在群众工作、党的建设等提出一系列的要求。在党的建设方面，通过政工队，建立了许多在党员领导下的群众团体，并在政工队和群众中发展了大批党员；在武装方面，在当地的抗日武装部队（郎玉麟部队、长超部队、朱希部队等）中建立了直属特支和支部。

1939年中共浙西特委书记顾玉良(后左二)在皖南与战友合影在此期间，国民政府正规军、国民党党政机关也相继进入浙西，加强对该地的控制，加紧反共活动，大批党员被迫撤出，中共中央东南局做出了“长期隐蔽、蓄积力量、等待时机”的指示。1940年10月，中共浙西特委及时调整组织，分为路东和路西两个特委（路东和路西是以京杭国道为界），顾玉良负责路西。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942年初，中共浙西特委被迫撤退到苏南，顾玉良也随之撤到太滆地区，任中共太滆地委委员。

这一时期，在苏南敌后，日伪抽调兵力对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扫荡”和“清乡”，妄图推行伪化苏南，建立一个所谓的稳定后方。在此区域内的太滆地区因地域狭小、回旋余地不大，太滆地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派一支精悍的小武装进入浙西活动，实施战略侦察，伺机打开浙西武装斗争的局面，开通浙东道路，以图浙西、太滆连成一片，以便自由活动。同年7月，顾玉良被召回，与新四军独立二团四连连长张晖，带领两个排70余人进入吴兴，设法争取国民党杂牌军潘鸿肖部，同时了解浙西“敌伪顽”的情况和友邻动态。因潘鸿肖部队腐化不堪，难以争取，策反的任务以失败告终，但摸清了“敌伪顽”的情况，为之后开展浙西斗争积累了经验。

1943年1月，顾玉良调任中共苏南区党委党训班副主任、巡视员，9月，赴淮南华中局党校学习，任淮南路东地委组织部长。1944年9月，党中央下达发展东南、进军浙西的指示。顾玉良再次回到苏南，准备南下浙西，担任随军工作团副团长。随着新四军主力进军浙西，取得作战的节节胜利，工作团在部队的协同下，深入浙西各县，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恢复党组织，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府。随后，顾玉良被任命为浙西区党委委员。1945年2月，部队到了安吉，成立了安吉县委和县政府，顾玉良任安吉县委书记兼县长，4月又调任吴兴县委书记，均负责为部队筹措军粮，确保给养。

解放战争时期，顾玉良先后任华东支前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山东省政府人事处副处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华东党校二部副主任等职。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干部处处长，组织部副部长，普陀区委代理书记，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上海市干部文化学校校长、党委书记，上海教育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上海市纪委筹备组副组长等职。1993年12月11日，顾玉良在上海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