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由印人党执政的印度两个人口大邦北方邦、阿萨姆邦均提出了新的计划生育政策。阿萨姆邦穆斯林人口众多，该邦首席部长萨尔马点名穆斯林社群，要求他们“配合减少人口增长”。

这再度点燃了有关印人党政策是否“排斥穆斯林”的舆论与讨论。现任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印人党于2014年上台执政中央后，印度教徒至上、印度教民族主义盛行、印度穆斯林遭打压等现象所引起的争议不断。

但据阿联酋《海湾新闻》7月15日报道，一份来自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报告却显示印度是一个“宗教宽容”的国家；只不过，宽容背后还有着区隔，潜藏了许多矛盾。

印度是一个“宗教大国”。皮尤研究中心有关印度宗教的数据报告涵盖了印度的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天主教徒、佛教徒以及耆那教徒等。据《海湾新闻》15日报道，研究显示有84%的印度人认为自己是有宗教信仰的；被划为印度教徒社群的人中有84%认为自己是在保持信仰，被划为穆斯林社群的人中则有91%认为他们是在保持信仰。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印度不仅宗教多元，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也能体现“宽容”。《外交政策》14日刊文指出，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超过80%的印度人认为“尊重所有宗教”是他们作为印度人身份认同的核心。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无论其宗教信仰是什么，他们都可以在印度自由地实践自己的信仰，并且未遭到歧视；他们也认为其他人可以在印度自由地实践自己的信仰。

这些研究结论似乎显示，印度很好地保持着宗教多元和宽容。但就在最近，已被印度国家安全部门于去年逮捕的84岁耶稣会牧师斯瓦米（Stan Swamy）离开人世，此事再度激起了有关印度教民族主义是否凌驾于印度政治体制的讨论。

印人党执政多年，落实了其主要政纲中与宗教有关的许多内容，包括在阿约提亚修印度教罗摩庙、废除宪法中给予穆斯林人口多数的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特殊地位、废除“三声离婚”的穆斯林婚姻习惯法、在给予邻国“宗教少数”庇护上否决穆斯林的资格等。这些都是具有鲜明“印度教民族主义”特点的政策。

而且，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还显示，66%的印度教徒认为他们不同于穆斯林，64%的穆斯林认为他们不同于印度教徒；三分之二的印度教徒不支持跨宗教婚姻，80%的穆斯林不认可穆斯林女性与其他宗教信仰者通婚。

因此，印度社会看似陷入了一种矛盾：一方面是宗教宽容与多元，另一方面是广泛的“社群隔离”，以及政治舆论空间日益走向狭隘。皮尤研究中心数据就表明，印度社会其实存在根深蒂固的“社群隔离”：在邻里关系、交友和婚姻方面，印度的主要宗教团体（也就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往往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似乎显示，尽管目前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排斥现象愈演愈烈，而且大多数印度人（有60%左右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认为宗教暴力是印度目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印度标榜的宗教信仰多元依然存在。

《外交政策》评论引述印度政治学家、阿育王大学前副校长梅塔（Pratap Bhanu Mehta）的话说：“每个社群都有他们自己的位置，与此同时他们也必须保持在自己的位置上。”目前的印度仍如同安贝德卡尔所担忧的那样，存在社群与社群之间缺乏互动的问题。

印度宪法之父、贱民领袖及佛教改革者安贝德卡尔（Bhimrao Ramji Ambedkar）曾撰写大量文章，强调实现“政治民主”必须同时实现“社会民主”，也就是让每个公民在治理和社会中得到平等对待。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让贱民出身的安贝德卡尔尤为关切印度的社群隔离现象，他担忧印度的民主政治变成对不民主现实的“掩饰”（top-dressing）。

莫迪政府及印人党在口头上赞同安贝德卡尔的理论，但其政策明显充满了分化。《外交政策》指出，印人党以及其他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常常攻击其他质疑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的个人或团体，并且不论这些团体是印度教徒还是非印度教徒都会加以攻击。这些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会被标签成“反民族的”极端分子。

《外交政策》刊文指出，对宗教多样性的宽容并不一定等同于不同社群之间的和谐。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数据，三分之二的印度教徒认同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信条之一：只有印度教徒才能成为真正的印度人。

研究报告称，这种情绪在人口众多、主要集中在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印地语地区尤其强烈。然而印度还有约20%人口不信仰印度教，还有许多人不以印地语为第一语言，甚至有不少印度教徒不认同印人党鼓吹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教条思想。

据《海湾新闻》报道，印度的自由派与世俗派学者往往指责印度教徒造成了印度“多数人口霸权”（majoritarianism）的问题，但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有80%的印度穆斯林支持沙利亚法（伊斯兰教法）。后者被认为会影响政治与社会中的世俗主义。

皮尤研究中心的这份研究报告也遭到了质疑和批评。据印度媒体The Print7月13日报道，前印度首席选举专员库雷希（S.Y. Quraishi）称，皮尤研究中心对印度宗教状况的新调查结果“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他批评说，这项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到印度国内普遍的“仇恨言论”和“极化”现象 ；尽管研究声称按照随机抽样完成，但似乎主要在持世俗主义立场的人士中展开。政治民族志学家库马尔（Satendra Kumar）则建议，种姓和阶级应该是调查要考虑到的更重要的因素。

据The Print报道，皮尤研究中心的这项研究于2019年11月17日至2020年3月23日开展，收集了近3万份面对面访谈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