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和音乐都是时代的记录者，它不仅是光阴的坐标，更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印记。

承蒙上海大学出版社的厚爱，我的第一本音乐人物传记和乐评文章专辑《乐声传奇》，即将付梓出版。

岁月匆匆，往事历历。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就受到革命理想主义教育，立志做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有用之人。我的父母都出身于世代读书人家，我也是在书堆里和音乐声中成长的。

外公陈锡华，是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当年与宋子文、潘公展和张道藩等国民党要人为同窗挚友。但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信奉蔡元培的教育救国思想，于1927年春创办了青年中学（今比乐中学），推行现代教育。外公是个时尚洋派之人，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就有自备汽车。他喜欢音乐，家中有钢琴、有最早的百代唱片公司的立式唱机，中外唱片也应有尽有。由此也深刻影响了家中的子女。我二舅陈忠庸后来成为男高音歌唱家，与刘秉义为同门师兄弟。我大舅也是音乐的狂热爱好者，他收集各种声乐唱片。我大姨妈和母亲早在教会学校学习时就学习钢琴，以后又经常客串多个私立电台的歌唱表演。

正因为家中有这样的氛围，我从小就喜欢上了音乐，最爱听唱片。上小学后，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唱片，此举还影响了正在上幼儿园的胞弟。我对旋律优美的轻音乐和独唱情有独钟，对许多经典的中外名歌和名曲中的唱段和旋律，至今还烂熟于心、如数家珍，甚至能倒背如流。这对于我以后的音乐写作有着极大的帮助。

我父亲李佐华多才多艺。他早在中学时代就与同窗莫逆挚友王福龄（《我的中国心》《南屏晚钟》和《今宵多珍重》等歌曲的曲作者）一同跟随陈歌辛学习钢琴、作曲。他虽在大学学习生物专业，以后又长期从事科普教育工作，但骨子里一直对文艺情有独钟，业余时间创作过多部影视剧本。父亲有意识地培养我和胞弟对文艺的兴趣，从而开拓我们的视野。那时的每届“上海之春”的音乐会及各地方文艺团体来沪表演歌舞专场，他总会带我和胞弟一同去观摩聆听。

阅读和赏乐，始终伴随我的青少年时光，而学习音乐则始于青春岁月。我天生有副好嗓子，学生时代带领全校同学领唱《毕业歌》时的场景，至今难以忘怀。我跟随过董爱琳、蔡绍序、葛朝祉和温可铮等好多名家。但我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没学得真功夫。那时为了想去报考部队文工团，我还同时学习过单簧管、手风琴等，但由于天性好动，学习又不太认真，不能专心致志。因而我学器乐和声乐一样，还是小猫钓鱼式的三心二意，没能成器。

但这样的学习和从艺经历，无形中使我开拓了视野和认知，并广交了朋友，增长了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尤其与温可铮大师三十多年情同父子的交往，使我能全面深刻了解了中国歌坛的过往和现状。正因为我对歌唱有了全面独到的认知和见解，从而对我以后从事音乐制作和撰写乐评文章大有益处；更对我策划、组织大型音乐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歌曲和音乐一样，都是时代的记录者。它不仅是光阴的坐标，更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印记。在我的音乐制作生涯中，除了父母的全力无私的支持外，还有两位贵人相助：一位是我从小就景仰的乐坛泰斗贺绿汀，另一位是与我生死相依的胞弟李建国。年少时由家父引见，我与贺老相识，并从此交往很多年，他视我如同自己人。我的音乐观，是长期受到贺老醍醐灌顶般的教诲而逐渐形成的。我每次举办的重大音乐活动，事先总要请教贺老出谋划策、为我把关。

我胞弟李建国是名画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高级动画设计师，他作为主创人员参与过多部剪纸影片的拍摄。我人生中的所有音乐活动，基本上都是我和胞弟一起商量、策划、组织的。胞弟常常为了落实演员，走南闯北，往返于京沪。但为了成全我，他甘愿长期默默无闻地在幕后辛劳，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我想：这无疑就是血浓于水的同胞手足情。

音乐和写作，是我人生的情怀，更是毕生的追求。（李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