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援途中的蓝天救援队  /晨报首席记者  沈坤彧

7月23日上午，上海三栖救援队离开郑州受灾最严重的中牟县，转战情况更危急的新乡。这支来自上海周浦的队伍，这几天不眠不休参与救援的照片和视频，刷爆了上海人朋友圈。

和此次同样活跃在河南水灾一线的蓝天救援队、公羊会公益救援促进会等国内著名救援组织一样，这些队伍，都属于民间力量。虽然来自民间，但队员都经过严格培训，拥有专业救援技能，并且在民政部门注册。

中国目前的救援力量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首先当然是公安机关、消防部门等由国家统一调配的组织；第二是专业应急救援力量；第三，则是民间应急组织和个人。在今天，民间救援力量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抵达郑州的第一天，晨报记者搭上一辆蓝天救援车，与3名队员一路逆行，驶向了白沙镇，试图与在那里的三栖救援队汇合。

抵达郑州的“第一梯队”

民间救援队员都有自己的本职。

开车的是条壮汉，叫陈强强，平时从事体育活动策划。后面坐了两个，瘦瘦小小的是在加工厂工作的许安平，另一个是电力行业的吴靖华。三人都属于7月21日凌晨抵达郑州的第一梯队，第一梯队来了80支队，共400人。第二梯队也在随后到达，这样，来自全国各地的蓝天救援队员总共达到近800人。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很多人因为请假驰援被扣了工资。有时候，队员甚至会被单位以旷工的理由开除，这种现象并非个例。

和我们碰上时，他们已经连续救援了两天。头一晚，帮忙转运了白沙镇300多名被困群众。忙到早上6点多，在车里躺了一会儿。“今天晚上呢？”我们问。“先把今天要救的人救了再说吧。”许安平说，他最长的记录是18天没睡觉，就是去年在鄱阳湖抗洪救援。洪水退去也不能立刻就撤，还要留下进行消杀工作。

但此时车里弥漫的并不是消毒水味道，而是一股浓重的汗酸味。那么问题来了，这究竟来自两天没洗澡的我们，还是比我们多一天没洗澡的他们？陈强强否认自己没洗澡，“你到了水里，就等于洗了澡。我们昨天的衣服都是干了湿，湿了干。”吴靖华在后面打断他，“干都没的干，雨下到早上6点。”

救援第一晚发生了一桩“险情”。凌晨3点，许安平坐救生艇进入被困小区送物资。“当时下很大的雨，你根本看不清楚前面的情形，而且这雨一下，就下了两个小时。我们在一桩建筑物的二楼避雨，等雨势小了下楼来，却发现不知道谁把我们的皮划艇拿走了，找了很久没找到。队友急死了，因为没有信号联系不上，等了整整三小时。”最后队友把艇划进来找，总算是找到了。

6点多天亮起来了，这时候他们惊觉：原来四周汪洋一片，水中的小汽车已经没顶。

陈强强突然关照许安平，“你今天不许上艇，就留着拉绳子，昨天把人吓死。”而许安平更担心的是，他们要为搞丢皮划艇赔钱。

不同季节，救援的任务侧重也不同。夏季是集中水域救援，秋天或者冬天则是地震、山地救援。每个人都有各自更擅长的专业技能。

来自江西的救援队员在水域救援领域是被公认的，因为江西水系发达，洪涝灾情频发。

“正因为我们那里经常发大水，城镇的基础设施已经比较完善。河南它是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我们基本年年发，所以堤坝这块都会建得比较高，不但很牢固，而且每年都会进行加固。”1998年，18岁的陈强强入伍第一年就参加了九江抗洪。

陈强强说：“当时一些战士是跳进去用身体堵缺口的，我那时候只能为大家搬搬沙袋。”

资金匮乏是痛点

蓝天救援队是中国著名的民间救援组织，在全国范围内有600多支队伍，正式队员达十几万人。

“我们都是志愿者，统一听从指挥，在政府指导下进行救援行动。”和一切志愿行为一样，他们进行任何营救也都没有收入。相反，常常要往里贴钱。

“包括往返的路费、车辆损耗费、吃喝等，都是自费。如果是一名经常参加各类营救的队员，一年在营救上的花费少说2万。”每次有任务时，大家自愿报名。像车上这几个人每年累积的救援时间都达到了2000小时以上，为了省钱，他们通常自带帐篷。

资金匮乏是民间援救组织面对的痛点，他们必须依靠民间捐款让组织得以维持运行。“你注意看，我们有些车辆上会贴某某公司捐赠，有些社会爱心组织会自发捐给我们一些装备。”这些队员都很容易满足，许安平说，“经常会有热心人给我送口热菜热饭，看着我们吃下去，就觉得这社会好人还挺多。”

另外，队员在出发执行任务前无法购买保险，因为保险公司会以“明知有危险的情况下前去救援的行为不符合理赔范围”为由拒绝他们投保。

贴钱救援又是何苦呢？陈强强抓起一只不知放了多久的烧饼，三四口干啃掉，笑了笑，“有些事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去做……但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是退伍军人”。他觉得救援这件事让他找回了当年在部队的感觉。“当兵的时候，哪里有情况就去哪里救援。这成了一种习惯，退伍以后也改变不了。”

救人，也教他们自救

虽然有当兵的救援经历，但他们在加入救援组织以后，还是必须积累一定技能学习的时长。

“为什么想做这件事……刚开始的时候，是想学门救人的技能。你看过很多灾难，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到来。如果有一天看着自己的亲人、朋友遭遇意外，我该怎么做？然后，你希望教人们自救。以这次河南的事为例，很多人都发生了溺水，他们不具备自救的意识。我们基本每年3月就要开始对学校或者周边社区进行培训，预防溺水的发生，这类事件在我们那边是很常见的，但这几年经过培训，情况好很多。”

许安平则说，开始的时候学救援是为了好玩，后来做多了看到那些家属，觉得真是不忍心。“有个冬天，我们打捞一具尸体，打捞了整整7天。为什么呢？因为天冷了，浮不起来，但你不能不管……”

救援行动永远和风险相伴。去年年初，三人驰援武汉。“从1月26日开始就在武汉建立仓库，对接国内外所有物资，转运到医院。我们有一部分人是专门负责转运的，还有一部分人对疫情比较严重的隔离点进行消杀，比如汉口火车站就是我们去做的消杀。”

陈强强讲，自己救援经历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浙江丽水的山体滑坡事故。“下面埋了近30户人家，100多人。我们当时都是用手把人刨出来，虽然戴着手套，挖到后来手还是都烂了。这样刨了整整两天，你不能用铁锹之类的去挖，因为怕会伤到下面的人。”

这次来郑州，陈强强出门时没来得及和老母亲说句再见。昨天手机才充上点电，也只是发条消息说自己出差了。“虽然她知道我做这样的事，但老人家总是要担心的。”

听队友说到母亲，吴靖华靠在椅背上闭着眼语气幽幽地说，“我小孩前面打电话来问，到底什么时候回去。说我‘今天改明天，明天改后天’……”

民间力量成长进行时

抵达第二个任务点前，他们被迫再次改变救援地点——要去那里得扛着皮划艇走三公里路。

即使有带头车辆，这一路也是开得转转折折。由于当地网络尚未恢复，信号时断时续，头车也需要随时和上级保持联系。当地点变更的时候，在线地图失灵，因此时时会走偏。

队员们有些无奈，他们说，中国民间救援组织的体系尚不完善。在国外，每次去异地执行任务，当地都会派专门的向导引路。这个问题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原本不会构成问题。

陈强强他们在赶往第三个任务点的时候，又接上两名来自其他救援队的队员，在两人对于下车地点犹豫不决的时候耽搁了2分钟，前面两辆车便消失了踪影。10米之外无法使用对讲机沟通，手机无网络无信号，陈强强他们的车子像一只无头苍蝇，乱兜乱转。

车里气氛渐渐沉默，电子导航地图里的女声每隔半分钟就重复一句，“手机无信号”。间或传来陈强强对着对讲机无用的狂吼，“××呼叫××！”偶尔电话拨通，通话时间只够他问出一句“听得到吗”便自动挂断。

一路波折、更改了两个任务地点后，三名队员终于抵达了白沙镇大雍村。他们的任务，是坐皮划艇进入水深更超大雍村的白沙村，到那里接应三栖救援队，将被困群众用皮划艇转移到安全地点。

“水下去了！”陈强强站在水里兴奋宣称，“昨天到脖子，我刚量了，现在才到肩膀！”

从汶川地震以来，每有重大灾疫，民间救援队员的身影总是活跃在第一线。这些救援组织统一听从调度，队员高度专业化。官方力量加上更庞大的民间基础，便能构成更多元化的立体救援体系。

尽管这个立体救援体系，距离完全成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路虽崎岖，他们却每次都头也不回地逆行而去。

向他们，向这些我们身边的超级英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