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是由其底色——江南文化、其特色——海派文化，以及其亮色——红色文化组成。这三个色调也正是按时间发展顺序对应了1840年之前的上海、1840年之后的上海，以及1921年之后的上海。诞生于江南文化土壤的昆剧，在海派文化的土壤里获得新生，又在红色文化的助推下得到了传承发展。昆剧发展的过程本身，也见证了上海的现代文明进程。

在日前由上海艺术研究中心主办的“纪念昆剧传字辈从艺百年”学术研讨会上，有专家建议，要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文化发展，昆剧不失为一个抓手。在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氛围里，传统昆剧更易得到传承与创新。

图说：昆剧资料图

昆剧是“百戏之祖、百戏之师”，是当下大部分戏曲的“祖师爷”。作为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最古老的戏剧艺术之一，也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作为在江南地区诞生、发展并向外辐射的戏剧艺术，昆剧无疑也是江南文化的典型代表和重要象征。在昆曲起弊振衰的过程中，海派文化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上海更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昆剧重获新生之地。

昆曲起源于元代末年，昆山地区流行的“昆山腔”。明代中后期，经魏良辅等改革后，形成了南北曲融为一体的“水磨调”，并首次用于演唱梁辰鱼的传奇剧本《浣纱记》。此后，昆曲传奇风靡大江南北，独霸晚明前清剧坛两百余年，还被清代宫廷奉为“雅部”——其他地方戏曲则为“花部”。乾隆年间，随着地方戏曲的崛起，昆曲传奇的影响力慢慢式微。到了民国初年，最后一个昆班全福班也宣告解散。在这样的背景下，江南地区的有识之士发起了拯救昆曲危亡的上海昆剧保存社，随即又于1921年在苏州成立了昆剧传习所，先后招收学员50余人，援请全福班老艺人传授昆剧表演。这些学员入科之后，统一改名，名字中均有一个“传”字，后人遂称之为“昆剧传字辈”。传字辈出科后，曾以“新乐府”“仙霓社”等为名在上海等地演出，直到1938年在日本侵华的炮火中，戏箱被毁，人员星散。此后，“传”字辈昆曲艺人流离失所、各谋生路，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他们终于迎来了新生。可以说，没有昆剧传习所，没有“传”字辈，就没有昆剧的今天。

有学者认为，昆剧传习所也只有在海派文化的土壤里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海派文化的特点正如上海城市精神里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几十年前的上海，既能支持现代民族工业，也能容纳传统文化艺术；如今的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实现重大目标。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同时建设打通上海购物、上海服务、上海制造和上海文化“四大品牌”。

当年，上海实业家、“棉纱大王”穆藕初就是昆剧传习所的创办人之一。在传习所遇到困难时，他以自己个人的积蓄予以资助，为传习所的运营提供了经济保障。在传习所的办学过程中，苏州提供了办学场地，上海则不仅为传习所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来源，而且为传字辈艺人提供了演出的舞台。在大世界里赢得瞩目，使得昆剧在规模上得到了发展壮大。

红色文化对昆曲的新生，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昆剧才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心，获得了真正的保护和传承。正是有了党和政府的及时关心，使得传字辈艺人能够衣食无忧、发挥所长。他们有的在上海培养了昆大班、昆小班演员，也就是今天上昆的国宝级艺术家；有的在江苏培养了张继青等“继”字辈演员；有的在浙江，创作了《十五贯》，引起了全国范围对昆剧的关注与重视。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称“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此后，经过几代人坚持不懈的保护、传承，才有了2000年初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名，也才使昆曲成为今天许多青年人文化生活的重要选项。近日上海昆剧团创排的现代昆剧《自有后来人》也获得了观众的普遍好评。

著名昆曲学者李晓认为，“中国昆曲”是“古典戏剧文学的最高品位”“古典音乐文化的最后遗存”“古典戏剧表演的完美体系”。毫无疑问，昆剧是生于江南、长于江南，深受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滋养的文化名片。在今天助力上海城市软实力建设、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背景下，我们完全应该而且可以打好昆剧这张牌，为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创新型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事实上，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昆剧具有先天的优势。全国八大昆剧院团中，有六个在长三角地区。其中上海昆剧团是全国公认的一流的昆剧团，拥有众多的国宝级艺术家以及新生代表演艺术家。而全国仅有的三所戏剧类专业院校之一上海戏剧学院，在昆曲研究方面积累深厚，不仅拥有叶长海教授这样蜚声海内外的昆曲研究大家，而且培养了不少术业有专攻的青年研究人员与创作人员，拥有最齐全的团队和最强大的实力。

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推进中，如果能抓住契机，一定能在新时代昆剧的传承与保护方面做出无愧前人、无愧于伟大遗产的更大贡献，也一定能提升上海这座城市的软实力、亲和力和感召力。（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