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登山者如果轻率冒险，不仅是藐视生命，更是暴露了他无法抗拒世俗欲望的懦弱和被胜利之名诱惑的不成熟。”

张梁是实现“14+7+2”人类探险终极梦想的世界第二人、中国第一人。14是指地球上14座8000米以上山峰，7是七大洲最高峰，2是南北极点。

一起从事登山梦想的人先后有十几人遇难了，张梁也是九死一生。他活下来的经验概括起来，就是：适可而止。

“如果有能力登顶，但没有能力下撤，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攀登者。”

赢，并不难。难的是敢于止步，敢于承认失败。这其中的智慧，又岂止是登山而已......

我和万科的王石是深圳玩户外的第一批人

1964年3月17日，我出生在河北石家庄。父母取名叫“张良”，上户口时，登记人员误写成了“张梁”，将错就错改了名。“梁”有山梁的意思，冥冥之中，也注定了我与山有缘。

11岁那年，我第一次听说登山这件事。当时看到中国登山队队员潘多作为第一位中国女性登顶珠峰的新闻，根本没想到30年以后，自己也会做同样的事。

从大学开始，我才真正热衷运动，踢足球，打排球，我特别喜欢运动量大的项目，累到极致的状态，人会忘却很多烦恼。

毕业了，我被分配到深圳的农行。身上带了200块钱，从石家庄坐火车，咣当咣当地到当时的深圳火车站。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圳挺单调的，如果上街跑步，别人会觉得你是神经病。

上世纪90年代末，网络兴起，万科周刊搞了一个游山玩水的网络论坛，版主张罗着户外运动，招募报名者。我觉得周末有点事可做了。

于是，我们一群户外爱好者经常周末聚在一起，背着七八十斤重的大包，到深圳周边爬山。我和万科的王石都是深圳玩户外的第一批人。梧桐山、笔架山、海岸山那些线路，都是我们开拓出来的。

各行各业的陌生人，没有利益关系，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容易交心，谈得来。那样的圈子，对我来说是一个新世界。

2000年5月，青海格尔木玉珠峰上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山难，五名遇难者中，来自深圳的王涛、周虹骏都是我在户外圈的朋友。

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不仅是国家探险队，普通人也可以攀登雪山。朋友为登雪山失去了生命，我就思考，雪山的魅力到底在哪儿？

这年9月，我们一支深圳户外爱好者队伍，也去攀登玉珠峰了。那时我并不具备专业的登山知识，只是年轻力壮，有一些户外经验。不过，跟着国家登山队和西藏登山队前往，心里还是有底的。

在大本营，有专业的教练进行培训，冰爪、冰镐、安全带的用法，我都是那时候开始学的。我们还去王涛和周虹骏的墓上进行了拜祭。

登顶的过程比较顺利。对于专业攀登者来说，6178米的玉珠峰只是初级水平。但我是新手，很快就有了高原反应，恶心呕吐、头痛欲裂。

那一刻，我发誓以后再也不登雪山了。

可是，休息了一年，我又出发了。这次是和王石等十几个朋友去新疆攀登慕士塔格峰，集结了国内顶尖的业余登山爱好者，也是我和王石第一次一起登雪山。

第一次挑战珠峰，快成功时却因为救人下山

我落泪了

1786年8月8日，“水晶猎人”雅克·巴玛特和医生加百利·帕卡德成功登上勃朗峰，成为现代登山探险的开始。后来的100多年里，欧洲人不断活跃在阿尔卑斯山上，在人类登山史上，被称为“阿尔卑斯时代”。直到20世纪，才有人攀登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山脉。

1953年，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与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搭档，从尼泊尔境内的珠穆朗玛峰南坡成功登顶。那是世界上第一支成功登顶珠峰的队伍。

1960年5月24日，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突击队成员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刘连满从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出发，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在25日凌晨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首创人类史上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登顶的纪录，但因为照片资料不足而在国际上存在争议。

2003年5月，为了纪念人类登顶珠峰50周年，央视和国家登山队策划了一次登山活动，开启了中国业余运动员攀登珠峰的先河。我作为7个业余登山队员之一，参与了珠峰攀登。

国家登山队的规矩，是把队员分成A组、B组，我和王石都被分在B组。那是我第一次登珠峰，基本上就是咬牙坚持。

当我们到达8300米的时间点上，忽然接到通知，一位英国登山者哈罗德，自主攀登，没有向导和后勤，出事了，从8500米跌下，摔断了左腿。如果没人救他，就死定了。

我、西藏登山学校校长尼玛次仁以及登山学校的四个学生，六个人一起把哈罗德从8300米送到6500米。B组其他人继续攀登。

5月21日，A组登顶成功！5月22日，52岁的王石也成功登顶，成为我国当时登顶珠峰年龄最大的业余登山队员。

那是我第一次挑战8000米级别的雪山，而且是象征性极强的珠峰。熬了一个多月，到了那么高，然后就差那么一点点，我非常难受，落泪了。

海拔8000米之上

是人类难以探索到的陌生世界

国旗是登顶后必备的展示

在最初的攀登玉珠峰，我是利用十天左右的探亲假。攀登慕士塔格，我是借着长假，还请了事假。那两次都是自费去的。

2003年攀登珠峰时，我很幸运，得到了单位的支持。否则，此后我有时出去登山就是两三个月，没有费用，没有假期，是无法想象的。

2004年9月，我和深圳登山爱好者饶剑锋，还有广西的一个女孩，去西藏攀登海拔8201米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成功登顶。那是我第一次登顶8000米以上的山峰，也是为再次登珠峰做准备。

海拔8000米之上，是普通人类难以探索到的陌生世界，空气是安静的，除了寒风呼号，没有什么再能引起空气的震荡。那里有光秃的山石与皑皑白雪，有陡峭的悬崖绝壁，有冻得坚硬的冰层，有曝晒的日光，还有遇难者的尸骨。

从那次起，国旗是我登顶后必备的展示。每次我感觉都很不一样，毕竟那是极少数人能够到达的地方，有一种绝无仅有的自豪感。

2005年，我参与到为期三个月的中国重测珠峰活动中。

从8300米往上攀登的时候，一路有多具已经风化的尸体。到了8700米，我看见了早一天刚刚遇难的斯洛文尼亚登山者，就倒在第二台阶上面，挂在路绳上，距离我们脚下两三米。他可能到了极限状态，坐在石头上休息，就倒下了。

冲顶到了8800米的岩壁那段，路绳上挂了韩国一个队员的尸体，头朝下，国旗就在旁边。

狂风卷着飞雪，岩石与雪地相连，但我们在5月22日中午12：20分成功登顶。

“14+7+2”是人类登山探险的终极梦想

“攀登海拔道拉吉里峰，三个队员遇难

我也差点挂了。”

2009年9月27日，我和王石结伴在尼泊尔登顶了海拔8163米的玛纳斯鲁峰，那是我第4座8000米。

在大本营闲聊时，王石问我，“有没有想过完成全球所有14座8000米级雪山的登顶？”

我没加思考就回答，“尝试一下呗。”王石说，“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我会帮助你，比如涉及资金，包括和单位沟通。”

后来，这个目标变成了“14+7+2”（指登顶地球上全部14座8000米以上山峰、七大洲最高峰，并以探险方式徒步滑雪抵达南北极点）。在登山探险界，“14+7+2”是公认至高无上的荣耀，是人类登山探险的终极梦想。

但是2010年，我去尼泊尔攀登海拔8167米的道拉吉里峰那一次，发生了悲剧。六个队员，死了三个，我也差点挂了。

那次，我跟着国内的一家探险公司和尼泊尔的一家探险公司前往。我们在5月13日中午一点半登顶。下撤时，领队助理张伟滑坠了两三百米，我们眼瞅着他往下掉，在视线里变成一个小黑点，但是他命大，停住了。

组织者的工作人员都滑坠了，其他人自行下撤，肯定会出问题，当时我们就要求结组。

但直到天黑，我们才撤到7900米，深圳航空公司的机长李斌不行了，站都站不起来。夏尔巴的向导出于本能开始逃跑。

三号营地在7350米，大家解开绳索，各自往下跑，把李斌扔在那儿。他的氧气面罩和雪镜不知道什么时候摘掉了，整个人满面冰霜。我毫无办法。如果救他，我也会一起死在那里。

夜里十点，大家困在7600米。岩石非常陡峭，没有路，只看到头灯东一个西一个亮着，队员都在嚎叫，实际上只是无谓地消耗体能。到了半夜，饶剑锋和卢国龙绝望地躺下就地等死了。赵亮和韩昕年轻，体力还行，但也已经崩溃，像疯了一样。

熬到凌晨两三点钟，我感觉不走，或者不想办法，就只有原地冻死。我只能告诉自己小心点，要谨慎，摸索着往下走。

其实7600米，已经接近路绳的位置。到7500米，就安全了。如果没有出现混乱，或者夏尔巴向导很清醒地把大家组织在一起，寻找路绳，还是都可以活着。但是当时没有人管了。

凌晨五点多，我一个人回到了三号营地，天亮了。我看到向导还有领队都在帐篷里。那时他们才背着氧气、睡袋和救援物资，上去找人。只找到饶剑锋和卢国龙，还活着，但都冻伤了。后来卢国龙的九个脚趾全切掉了。韩昕没了呼吸，赵亮连尸体都没找到。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面对死亡。

安纳普尔纳峰是最难逾越的高峰之一

第一次：“舍得”撤退保住了团队性命

第二次：用意志力完成了使命

安纳普尔纳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海拔8091米，是世界第十高峰。因为多发雪崩事故，它被所有攀登者认为是世界上最难逾越的高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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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31日，我和刘永忠，还有65岁的挪威队员Tore，另外有六个向导，到达尼泊尔境内海拔4200米的安纳普尔纳峰大本营。

峰上寒风刺骨，最低气温零下40度，空气含氧量相当于平原的三分之一。我们背负15公斤的重物，在齐腰深的积雪中行走。山壁很陡峭，全部被硬冰覆盖，一不留神，就可能踩空，掉下万丈悬崖。我们不得不贴在雪地上匍匐前进。

从大本营，冲到7000多米，用了十天，其中一天只前进了100米。我们登珠峰，来回才用了一个星期。可想而知，这次是多么困难。

最难的一段是在6000米的2号营地到7000米的3号营地，那是安纳普尔纳峰的雪崩冰崩高发区。我每天都在想着死亡，不敢去想家人，怕消磨意志。

当我们千辛万苦到达海拔7500米时，已是下午2点，天气更加恶劣。大片的乌云从山谷涌上来，暴风雪就要来了。连续攀登了十天，食物补给都已耗尽，我根据经验判断，整个行程超出了计划，尽管山顶近在眼前，但必须下撤，否则就要把性命丢在上面了。

挪威队员Tore坚持要上，他也给自己定了一个攀登14座8000米以上高峰的计划。这是他最后一个登山目标，就差几百米啊！我和几个向导劝了他半个多小时，他才同意。

有三个向导在前面先走。本来我们打那个雪锥，一个人下降是没问题的。但他们三个人同时拎着绳子往下撤，就太重了，固定绳索的雪锥一个个崩出来。

雪锥崩出来的一瞬间，眼看着绳子很快往下掉，我就在绳子旁边，一把抓住绳，并立刻用雪锥插进去，把绳子往雪锥上绕。Tore和我死死拽住绳索。其他队友跟着扑上来，大家呐喊着拼命往上拉，很幸运，拉回了险些滑坠的3名高山向导。

回到营地以后，三个向导拼命感谢我们。他们说，当时他们已经是自由落体的状态了。我脱掉厚厚的登山手套，手都被磨烂了，可想而知那是多么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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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我又去攀登安纳普尔纳峰。这次登顶还算顺利，但下撤的时候，出事了。

撤到7000米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把冰锥、路绳打好，大家在露天抱团取暖，打了安全带，就不会掉下去。半夜里，芬兰的一个队员熬不住了，下意识地解开了路绳，想往下走。我们都喊，不对不对，他没反应。才走了几米，我们眼瞅着他掉下去了。

因为很难受，有人想躺下来睡觉。我一晚上不停地用中文、英语，大喊着：“Dont sleep!（别睡！）”“Keep move!（保持移动！）”“We are men！We have won！（我们是男人，我们一定会赢！）”我在队友之间来回走动，呼喊每一个人的名字，踢他们一脚，让他们别睡觉。睡着就容易失温，失温就容易冻伤甚至冻死。

慢慢地，大家的意志力被唤醒，鬼哭狼嚎地叫喊。

天亮以后，我们往下撤。好几个人都被冻伤截肢了。

我最刻骨铭心的经历，就是安纳普尔纳峰。

经过12天艰难攀登

我们在迪纳利峰顶展开了五星红旗

我终于实现了大满贯

成为首位完成"14+7+2"的中国人

登山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意志力、心态、心理素质、人生阅历、为人处世、随机应变、临危不惧、和队友的配合、团队精神、体力……缺一不可，归纳起来就是清醒理智，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这样的经验，救了我，也救了别人。

如果有能力登顶，但没有能力下撤，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攀登者。

到了2018年，我的“14+7+2”计划只剩下最后一个目标，海拔6194米的北美洲最高峰迪纳利峰。

登山界公认，它的攀登难度与珠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毗邻北极圈，即使在夏天，山上温度也可能骤降至-35℃，风速可达每小时160公里，峰顶的含氧量甚至比珠峰更低。

在这种极端条件下，经过12天的漫长跋涉和艰难攀登，美国阿拉斯加时间2018年6月7日17时30分，我们在迪纳利峰顶展开了五星红旗。

那一刻我的心头很温暖。我终于实现了“14+7+2”的大满贯梦想，成为首位完成"14+7+2"的人类登山探险终极梦想的中国人，也是继韩国人朴英硕之后，世界上完成这一壮举的第二人。

从2000年到2018年，我攀登雪山35次，登顶26座。那些只是我在书本上看到过的遥远的地名，成为脚下真实的存在。

2018年，我和登山家王勇峰在北京吃饭。他感叹，你看你登了14座高峰还手脚齐全，我仅仅登了珠峰就把三个脚指切掉了。

其实，最初去攀登，我怕家人担心，没告诉过他们。我每次回来都骗妈妈，再也不去了。后来，只要我一个月没打电话回家，我妈就知道我又去登山了。

我是一个比较理智的攀登者，不会轻视任何一座山峰。每次攀登前我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循序渐进。这是我的安全底线。登山不是旅游。要有耐心。急不来。天气就是那样，山就在那里，自己能做的就是调整最佳状态去冲顶。

一个登山者如果轻率冒险，不仅仅是藐视生命，更是暴露了他无法抗拒世俗欲望的懦弱和被胜利之名诱惑的不成熟。在8000米的高度上，我目睹过无数人性的表演，经历过无数疯狂的故事。我身边差不多有十几人遇难了，我是九死一生。虽然我把生死看得比较淡，但绝不是一个玩命的莽汉。

每次在山上，我面对不同的攀登者，一起待十天八天，就能看出谁能够登顶，基本上比较准。一天到晚唧唧喳喳，嗷嗷叫，太张扬的都不行。因为登的山越多，见到太多的死亡，我对大自然、对生命会更加敬畏，从不敢说征服。

我现在57岁，还在上班。可能8000米以上的山峰会放下，但航海，沙漠、江河挑战……我肯定不会停下来，我会保持在路上的感觉，一直到生命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