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叱咤风云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上半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以北大学生为先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陈独秀自始至终是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和领导者。从巴黎和会召开起，他就和李大钊一起，以二人共同创办的《每周评论》为阵地，关注、介绍、评论事态进展。

一战刚结束时，从北洋军阀政府到一般民众，都因中国作为胜利一方而欢欣鼓舞。陈独秀也高呼“公理战胜强权”。没想到，幻想很快破灭。和会不仅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取消“二十一条”等合理诉求，还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北洋军阀政府的外交代表竟也考虑在这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陈独秀由此得到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二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

1919年4月下旬，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随感录》栏目接连发表《四大金刚》《苦了章宗祥的夫人》《怎么商团又要“骂曹”》《陆宗舆到底是哪国的人》等评论，公开谴责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江庸“亲日派四大金刚”。5月4日，他听闻当天学生要举行游行示威，便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号召“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给学生运动以有力声援。

据统计，从五四当天到6月8日，陈独秀共发表7篇时评、37篇随感，进一步吹响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号角，指导和推动运动向前发展。

针对学生运动矛头只对准曹、章、陆3个卖国贼的情况，陈独秀撰文《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列数北洋军阀政府从“二十一条”以来的一系列卖国行径，一针见血地指明，造成对日外交根本罪恶的，是背后的军阀政府；并明确说：“我们中国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国心。”他看到，北京学生们冲锋在前孤立无援，有些人把这次事件视为山东一省问题，便急急地呼吁国民：“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应该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界、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把山东问题当作山东一省人的存亡问题，万万不能单让学生和政客奔走呼号，别的国民都站在第三者地位袖手旁观，更绝对的万万不能批评学生和政客的不是。”这番呼吁，对于进一步唤醒和动员民众，推动学生爱国行动上升为全国性反帝爱国运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6月3日，北京学生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投降卖国、镇压爱国运动的行径，又一次大举出动上街演讲，遭到军警严厉镇压，170多人被捕。陈独秀对此发表随感：“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暗惨淡。”他鼓励学生说：研究室和监狱是文明的发源地，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抱着牺牲精神，陈独秀不再停留于呼吁国民“直接行动”，自己也身体力行加入这股爱国洪流。6月9日，他起草《北京市民宣言》，连夜赶到印刷厂，印成中英两种文字的传单。《宣言》明确提出5条“最低要求”：不仅要收复山东权利，还要取消1915年、1918年两次中日密约，即“二十一条”和中日共同防敌协定；不仅免除曹、章、陆的官职，还要免除掌握暴力机关的军阀徐树铮的官职；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宣言》最后明誓：“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陈独秀散发传单的新世界商场

第二天，陈独秀秘密携带传单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散发。6月11日晚上，他又到前门外最繁华的新世界商场散发。此前京师警察厅早就盯上了陈独秀，这天他又着装高调，头戴白色礼帽，身穿一套西装，“上下楼甚频，且其衣服兜中膨满”，引起暗探注意和跟踪。他走到屋顶花园，向下层露台看电影的人群抛撒传单时，被暗探当场逮捕。当天深夜，军警包围了北池子箭杆胡同陈独秀住宅，抄去许多书籍、信札等。

陈独秀被捕，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6月13日，消息一经《晨报》披露，各地报纸纷纷转载，一时间“逐电交驰，多方营救”。各界人士、各团体均发表声明，呼吁政府将其释放。迫于强大压力，京师警察厅不得不于9月16日释放陈独秀。为欢庆他出狱，李大钊作诗写道：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于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未完待续）

（本文来源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红楼风云人物》，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