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编辑工作有诸多定义，其中较经典的谓之“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士，中文被称之为‘编辑’或‘修改’，其工作也包括研究编辑基础理论、编辑活动规律及编辑实践管理；也是一门的综合性学科，属于人文科学范畴”，并认为“编辑工作是现代出版事业的中心环节”。当是准确无误，可有点抽象笼统。近读《板登坐冷，文字煮热──编辑出版履尘留迹》(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 年7月版)却把编辑工作说得更形象、务实与更生动了，作为从业四五十年编辑的我，感同身受。

《板登坐冷，文字煮热》是方鸿辉先生又一新著，他长期从事一线编辑工作，在出版调研、选题策划、文稿选择与整理、图书评论等各个环节中，该怎样作理性的价值判断；在匡正谬误的同时，怎样实实在在提高自身素养卓有建树……且确有不少温暖人心的故事。在著述中既记录了自己的心灵，也把也对编辑工作作了一番诠释，可谓“真知灼见，透辟认知”，读后感悟有三：

(一)编辑，“为他人作嫁衣裳”，其职业是崇高的。这是始于他大学读书时的追求，见到教本的版权页上有“责任编缉”的名字，他心中不时升腾起一个梦想：有朝一日，能夠走进出版编辑的殿堂，编辑好书，奉献读者。果然，1982年大学分配到上海教育出版社，如愿当了编辑。编辑同记者一样是“无冕之王”，在没有权威的名义而影响、作用极大的职业岗位上，可以遨游学界，选择采访对象，这是多豪迈！这段年华也幸与国家的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相吻合，有一股推力，催促他在崇高的职业上努力去策划一些“前人没有编过的，而当今及后来的读者又爱看的”读本。

他明白这个职业是崇高的，但要取得成绩并不容易。他听过前辈们的教诲，好编辑是编书编出来的，也是写文章写出来的。鲁迅、茅盾、韬奋、叶圣陶、巴金等都堪称“学人”与“编辑”之楷模。对此，耿耿于胸，视为榜样。平时方鸿辉不善言谈，埋首编辑。后来回顾当年当编辑的情景，他深有感慨：当编辑要耐得住寂寞，要脚踏实地去干。领悟怎样志存高远、正直做人，要有朴实的“利他”情怀，能文雅处事，更应该善待他人。这确实都是人生一门的大学问，更是当编辑的先决条件。

“苦心人，天不负”。过了十五年后， 1997年，由方鸿辉策划编辑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荣获了中宣部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当初，他大胆地提出，要打破传统的不为活着的人立传的“禁区”，要克服狭隘的个人主义和名利之偏见，让中国科学院每一位学部委员自己来细说他们坎坷的学术与成才经历，从出版的文化积累之视角，假如真能集起数百名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文稿，无疑也就构成了一部不可多得的中国现代一流科学精英的集体记忆。编辑勾画与实际操作往往有很大的距离，在组稿过程中也确实遭遇上了不小的阻力。那时“思想的牢笼”尚未破除，有些人依然噤若寒蝉地怕说自己，怕再落得一个“图出风头”“有丑恶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之嫌疑，方鸿辉一个个登门拜访，动之于情，晓之于理。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感召推动编辑去跨越鸿沟。

再说，当时方鸿辉自己所患的全身性免疫疾病－－强直性脊柱炎，还处于活动期，几乎每天整夜(尤其是凌晨)全身关节疼痛而不能安臥。可他忍着病痛去干好编辑与出版。有段时间由于过度劳累，使得两个膝盖关节肿得好似大馒头，不能行走，连张嘴进食都困难，为此，不得不住进华山医院骨科病房，当时华山医院的院长李鸿儒教授等组织多名专家会诊后认为，需要进行双膝与双髖四处滑膜的切除。听到要施行这项系统外科手术，可方鸿辉的第一反应是自己的编辑任务还沒有完成呢，倘若术后只能坐轮椅，又怎么再有效地工作？于是，他固执地予以拒绝。经过一段时间保守治疗，待病情稍稍稳定，就自说自话地出院了，因为编纂院士自述这项重大的项目有犹如一种使命在召唤，在此崇高的事业岗位上，是不能退缩的。

(二)编辑，“数十年如一日”，其工作艰辛的。此语形容数十年都在坚持干着同样一件事情。也常以此言说明有恒心，有毅力，始终如一，兢兢业业地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的确如此，编辑就是这样工作的。方鸿辉干编辑一干就四十余年，他干一个项目或一个选题，就能心无旁骛地以坚持不懈地参与。他一直仰慕出版界一些“学者型编辑”，他们都有一种共性——酷爱读书，擅长思考，既为他人编好书，也能身体力行著书。这当然是当一名好编辑更高层面的要求。前一时期推出的《吴孟超》，这就是方鸿辉坚持数十年的力作，引起了医学界极大的反响。吴孟超院士是一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肝胆医学创始人。全书约130万字，以吴孟超院士97年人生旅程的时间为纵轴，全方位展现吴老从一名人民军医成长为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精诚大医之心路历程，也成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理想读本，对正在寻找成才与创新之路的广大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前行的路标。对相关读者所研究的“大医吴孟超现象”和人类肝胆医学史，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可读性较强的纪实作品所展现的吴老“要把病人一个个都背过河去”的高风亮节，以及耄耋之年仍挺立“攻克癌症”之潮头的勇士精神，对眼下不甚满意的医患关系的认识与处理，对整个社会的创新与前行，无疑都会有极大的思考与启迪的价值。

这部力作也是方鸿辉从1982年4月胡耀邦同志给华罗庚院士信中得到启示的，出版人要去寻找并挖掘科学大家在科学上的“超额贡献”，由是，方鸿辉选定了吴老孟超，陆陆续续地在吴老手术前后的空隙时间作了系列深度访谈，将访谈记录音与整理后的文本送吴老审改，但还是觉得要逼真且丰满地呈现吴老的形象是离散的且呈跳跃性的。方鸿辉的苦恼与执著精神也感动了吴老，出于对他的信任，吴老竟将自己多年珍贵的日记本让他逐本阅读，这给他提供了最可靠和最权威的资料。尽管这是零星的“流水账”，但从中洞悉了吴老的心路历程与真实想法。为了准确把握并核准相关事件的时间、地点、背景，他还跟随吴老门诊、查访、手术以及学术会议，相继采访了50多位吴老身边的学生、同事、朋友、患者和家属，甚至跟随吴老去他的福建闽清老家，去抗战时求学的四川宜宾李庄，甚至查阅了吴老同济求学时的档案，带着“求真务实”的创作理念和还原历史真相的执著，以生动的故事讲述、朴实流畅的文笔、隽永哲理的话语、严谨细致的叙事风格，静下心来进行历时多年的创作与打磨，摈弃空话、假话和套话，才创作了这部可给后人留下富有启示的科学大家的纪实文学作品。

当个好编辑，除了当个“学者型编辑”外，还要多写书评，这又是方鸿辉对编辑工作高层面的定义。在1991年首届教育出版研讨会上，他作了题为《做好书稿编辑的后期工作》的发言，他提出对成书的质检别老停留在抓文字错漏的显性质检层面上，该从整体对书稿作美的赏析；还要倡导编辑沉下心来，勤写书评，下内功写出文笔优雅、点评到位、见地深刻的评论，既推动读书，也繁荣创作，还能优化出版选题，并提高编辑的编书技艺。

(三)编辑，“文字传千年”，其责任重大。作品版权页上署责任编辑以明负责，方鸿辉埋首文稿，板凳坐冷，也体悟了编辑出版的魅力：积累文化，播扬文明。这是传之后世的责任。他说：“个人不求垂名青史，但求所编图书能传之后世。这就是作为一个责任编辑的责任，所以要名之凿凿，在版权页上烙刻责任编辑的姓名。”当经历一阵辛劳，所策划的选题，在编成图书后，被市场认为“站得住”“留得下”，也就是说图书能够传世，有了这种收获感，就心满意足了。

他所参与策划编辑的图书获奖累累，计有五十余项，这些书都是可以传之后世的图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责任编辑的学识与学术水平，也是源于“板登坐冷，文字煮热”的坚守。当时业内一些友人直截了当地问：“你究竟犯过什么错误，怎么取得这么多成绩，还是一个老百姓编辑？”方鸿辉觉得此为世俗之见，似乎一有成绩就可以“不坐冷板凳”了？他对此没有反脣相讥，只是一笑了之，无言以答。

直至上海教育出版社成立6 0周年大会上，方鸿辉回答了。他的发言题目是为《编之道，实为本，新为上》，其意说，编辑责任重大，必须坚守，还必须创新。他说：“从选择当编辑那一刻起，就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定力与真诚。为此，要具备‘无中生有’的选题智慧，要力争编成‘前人没出的而后人要看’的书，要始终抱有‘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的气度，要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担当。”这“四要”正是他立誓当好一名好编辑的“四项素养”。他是这样认识，也是这样做的。

2015年1月9日北京举办了“2014中国好编辑颁奖盛典暨中国好编辑论坛”活动，方鸿辉有事未能应邀出席，对方以题“中国好编辑八问”向他征稿，方鸿辉对前三题作了如下回答——

1.做编辑的最大乐趣是什么？

方答：积累文化，播扬文明，流通信息，助人成功。

2,好编辑心目中的好编辑是什么样的？

方答：能编辑前人没编过的书，而后人要看的书。前者是指创新与继承，后者则表明要有双效益的意识。

3.如果新编辑问你，好编辑是如何炼成的？

方答：不断学习，勤于思考，精于调研，发奋努力。

方鸿辉的回答，句句精辟入骨，寄语青年。这正是他从事科技传播编辑工作以来的深刻感悟。他主持策划并担任责任编辑的科普系列图书：《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科学的道路》《严济慈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前沿》以及“科苑撷英”丛书等，先后荣获包括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上海优秀图书一等奖、对外宣传银鸽奖以及1999年上海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第一完成人）、2006年上海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第一完成人）等在内的全国及省部级大奖五十余项，参与编辑的《教育大辞典》荣获中国图书奖等。也因此，1995年他被评为上海市优秀科普编辑记者，1997年荣获上海新闻出版系统先进工作者，后又被评为上海首届优秀中青年编辑（八位之一），1998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科普作家，2005年荣获“大众科学奖”，2007年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表彰“在科普编创工作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科普作家”。2014年被评为“中国好编辑”。方鸿辉用他的言与行对编辑作了很好的诠释。

(作者郭志坤编审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