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音乐教师的任务就是“教音乐”吗？》（8月11日《音乐周报》争鸣版）一文下的留言，我不得不诧异。“教育中心论”是教育理念上的核心问题，也是教育行为中的关键问题。19世纪末，为了改变原来盛行的教师、知识、课堂“教育三中心”，杜威提出“新教育三中心”：学生、经验（体验）、活动，从而为世界带来一场影响深远的教育革命。这是教育学的常识。

基础教育阶段的普通学校中，音乐课程不是“培养音乐人才”而是“用音乐培养人才”，音乐教师的职责不是“教音乐”而是“通过音乐发展学生”。这是音乐教育学的常识，既不“新异”，更非文字游戏。音乐教师将目标从“教音乐”转为“通过音乐育人”，这既是音乐教育理念的核心问题，也是音乐教育行为中的关键问题——音乐教育目标不同必然带来音乐教学路径、工具和手法的不同。

不同的音乐选择导向

“音乐教育2.0”时代的音乐教材和音乐课堂中，乃艺术音乐扮演绝对主角。当然，因为之前“音乐教育1.0”的历史惯性，德育性音乐也常来返场演演配角。

在“音乐教育3.0”时代，音乐教学则由学科逻辑转向育人逻辑，不仅是美育和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也被允许和鼓励进入音乐课堂。相应的，则是艺术音乐的绝对地位被削弱，生活应用型的功能音乐从无到有、从有到普遍地出现在音乐课堂中。

这些音乐包括配合体态律动、运动及舞蹈的音乐，适合“感觉统合”练习的音乐，以及用于冥想、瑜伽等身心放松的音乐，当然也包括音乐心理调适、音乐治疗所用的音乐等。除了舞蹈音乐在原有音乐课堂有所使用（但使用不多、目的不同），其他类型的音乐皆因“艺术性不高”被排除在外。确实，在学科逻辑的音乐课堂看来，这些音乐都不具美学高度（也很难传唱）：节奏或过于舒缓或过于明快，和声、曲式、配器皆嫌简单，旋律线条不清晰，各部分缺少对比……

然而，这些音乐在艺术上的缺点，却可能是生活应用中的优点。如果音乐教师由“教音乐”转型为“用音乐教”，如果音乐教学的目标不再是单一强调音乐能力而是全面发展学生，那么这些音乐进入音乐课堂就不再是离经叛道，而是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不同的音乐使用方式

在“知识中心”的音乐教育中，在乐理、视唱之外使用音乐的方式主要是创作、表演、欣赏，而无论是创作、表演还是欣赏，都追求音乐逻辑的艺术性。

“育人中心”的音乐课堂使用音乐的方式除了创作、表演、欣赏之外，还包括生活应用，并且，前三个环节追求的也是育人的有效性，不拘一格育人才。

比如音乐创作环节，除了艺术性之外，还可以考量过程中学生发散性思维和内敛性思维的综合使用情况；比如音乐表演环节，除了艺术性之外，还可以考量学生的心理成长情况；比如音乐欣赏环节，除了艺术性之外，还可以考量学生的“感统”发展情况。

“生活应用”的音乐则几乎不考量音乐的艺术性。比如环境音乐或曰背景音乐，如果艺术性太强恰恰会喧宾夺主，影响注意力。除此之外音乐还有其他丰富的使用场景：音乐冥想是现代人使用较广但仍需普及和强化的音乐使用方式，简单轻松却在缓解神经焦虑、改善身体情况以及提升创造力和智商（因为其可以形成阿尔法脑电波）等方面都有优良表现；对儿童来说，以“感统”的方式使用音乐可以提升身体协调能力、避免自闭症；对更高年级的学生来说，以瑜伽等方式使用音乐则可以解放身心；音乐的体态律动式使用不仅可以改善身体状况，而且可以提高身体的艺术表现力；研究表明运动在体育之外还能改善大脑，在运动中使用音乐则可以让体育和智育的融汇更为立体、更为高效；音乐教师不用成为音乐治疗师，但了解和使用一些基本的音乐治疗手法无疑可以让教学形式更丰富、育人效果更优良；引导并教会学生使用睡眠音乐远比教会学生一种乐器容易，但育人价值未见得比学会一种乐器低廉……

不同的音乐教学状态

音乐逻辑的音乐教学关注的往往是音乐及其发生方式。在秧田形的旧式教室中，每个学生的活动范围被前后的课桌和左右的同学框定，很难有丰富的教学行为发生；即便是在专门的音乐教室中，音乐逻辑的教学也追求整齐，学生在教师的指令下统一行动。

但在育人逻辑的音乐课堂上，学生的主动性得到重视，比如自主组织音乐会，比如分组搜集相关资料从而用身边材料来制造小乐器，还可以为课上的音乐作品设计情节和表演，用自制乐器、歌唱、戏剧的综合形式来表现音乐作品等。

将“教音乐”转型为“用音乐教”，课堂状态不再是单向灌输而是双向互动，学生原有的生活经验和当下的音乐教学、未来的人格发展得到尊重；课堂上的主角也不再是音乐作品，而是教师引导下开展多样行为的学生，比如将音乐作品延伸至身体打击乐、阿卡贝拉（用嘴巴模仿乐器的吹拉弹打）、戏剧（加入剧本编创、语言与表演、场景设计）以及音乐的视觉呈现（用线条、色块等美术手段来“画”音乐），比如将音乐教学场景延伸到社区、音乐会现场，比如将音乐行为与德育、体育、智育、劳动教育结合等。这时候，学生所收获的将不仅是音乐知识“量”的积累，而还有知识的联合与实践拓进，学生则从单一的知识接受者转变为知识加工的主体和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

基础教育阶段的音乐教育不仅要体现音乐性，还要体现它的教育性。不是吗？

张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