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静安别墅“陶记改衣”店里，陶培青正为一位顾客量尺寸。（周程祎 摄）

夏日将尽，静安别墅红砖墙上的凌霄花仍旧开得热烈。

“陶师傅，今朝生意好口伐？”陶培青笑着摆摆手。夏天是改衣服的淡季，“陶记改衣”店里不似往常忙碌。几十米开外的“小黄改衣”门口，黄金玉倚在墙边，看着磨刀匠磨着她的剪刀。“小黄”对面是“晓杭改衣”，往北走有“美美改衣”，与“陶记”并排的1025弄122号前院里，还藏着一家“122号改衣”。千禧年前后，这5家改衣店接连在静安别墅“生根发芽”，一晃20年，已经构成这片新式里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小裁缝与大牌的稳定关系

“122号”店主张杰学裁缝时，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初期。1985年，少年张杰离开家乡江苏泰兴，来到上海拜师学艺。

当时上海人家最流行的就是自己买布料，请裁缝上门定制。张杰跟着师傅去过不同的人家，从早上8时到晚上6时，吃喝都在人家家里。两个人，四只巧手，做好十来件衣服，一天下来能挣七八元钱。

他的同乡、“美美”店主赵建新的经历与之相仿。在数千趟的上门制衣过程中，练就了一把量体裁衣、缝制整烫的好手艺。随着赵建新名气越来越响，一家上海服装厂老板请他到厂里从事管理工作。没过多久，他又去了温州某家服装厂。2003年，他又前往杭州开厂。厂长难做，既要跑业务，又要管工人，加上“非典”冲击，赵建新很快便感到挫败。这时，姐姐一通电话救了他：“阿弟，回上海帮我吧。”

赵建新姐姐也是裁缝，比他更早来上海，“美美”的店名就是取自她的名字。姐姐起初也以做衣服为生。可从1997年到2001年，梅龙镇广场、中信泰富、恒隆广场陆续建成，南京西路商圈崛起。“梅泰恒”众多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门店，不仅为人们提供“领行情”、开眼界的机会，还吸引着新一代消费者。由于体型差异，很多顾客发现花大价钱买来的华服并不合身。店员注意到顾客的需求，主动替他们留意起裁缝师傅。

也是1997年，张杰和陶培青已经立足静安别墅，开出裁缝店。商场店员中午到这里来吃小馄饨，恰巧遇上他们，生意就这样谈成了。从此他们纷纷转型改衣裁缝。每天，店员送来需要修改的衣服，他们加工完成后再送回去，由店员转交给顾客。

陶培青回忆，订单最多那一阵，共有28家店找他改衣。赵建新姐姐手里也有27家，实在忙不过来，只好把他从杭州叫回来，另外还雇了两个帮手。

衣服数量多，店里催得急，加班赶工是常态。陶培青经常熬到凌晨二三时，有时干脆趴在缝纫机台板上过夜，醒来继续干活。

凭借地理优势、精湛手艺和勤恳态度，静安别墅里的小店与“梅泰恒”里的大牌建立了稳定关系。“122号”墙上至今还贴着那些品牌的标签：“博柏利”“杰尼亚”“范思哲”“登喜路”“阿玛尼”……张杰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小心地给一条“罗意威”的连衣裙拆线。

陶培青从工作台上随手拿起一块边角料给记者：“你摸摸看，不一样的。”接着他翻出一条触感同样细滑的裤子，原来这块料子是从“古驰”裤装上剪下来的。这样的大牌服饰边角料在台面上到处都是。

改衣店演绎的“上海摩登”

改衣服并不比做衣服简单。黄金玉年轻时在上海西服厂工作，学了一手“推、归、拔”的功夫，自觉手艺不输其他裁缝。但她仍然视改西服为苦差，“太麻烦了，要好好动脑筋的”。

动什么脑筋？陶培青给出解释：“每件成衣都有不同版型，既要改得合身，又不破坏原来版型，这才算好。”改一件西服，首先要量准肩宽、胸围、腰围、袖长、袖围等尺寸，然后一点点把缝线拆除，在保留整体版型的前提下，按照顾客身材画样、裁剪，重新缝合。一名技术成熟的裁缝需要两天才能改完一件西服。

在与大牌衣料、新潮设计朝夕相处的日子里，裁缝们的手艺和时尚感也在不断提升。

张杰经手过一件针脚极其细密的大衣，用剪刀或者刀片都无法拆除缝线。他想也许国外的制衣大师本就不希望这件衣服受到任何改动。于是他只能用细针慢慢挑开每处针脚，再把它们剪开。

晓杭改皮草外套很有经验。他说，皮草的难点在于不能用缝纫机，全部靠人工缝合，修改一件得花两周时间。做这一行就是这样，门槛不高，但只有紧跟潮流、勤于思考，才能达到更高水准。

近年来，国产设计师品牌在服装界异军突起。“陶记”店里，陶培青正在修改一件国内小众品牌的女士西服。这是设计师本人拿过来请他调整版型的样衣。

如今，静安别墅改衣店的生意一半来自商场，另一半是直接找上门的顾客。顾客当中，既有服装设计师这样的行内人，也有时尚行业相关从业者。

不过，更多顾客与时尚圈没有关联，拿来的衣服也不华贵。一条裤子，原价几百元，去找这里的任意一家店进行整体放缩，都要150到200元上下。这笔买卖听起来似乎不太划算。但在陶培青看来，原因就是两个字——讲究。他说，站在上海街头望去，哪怕白首老人，穿着打扮也不含糊。时尚资源，讲究人儿，在改衣店里演绎着一幕幕“上海摩登”。

“后继无人”是最大的危机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样的价位。

陶培青开始不愿接受采访。一旁的陶太太快人快语，提起数年前也有记者来采访，报道发出后，许多新客慕名而来，但当听说改条牛仔裤要百把块后，有人就在消费点评网站吐槽“黑心商家”“价格离谱”。这让夫妻俩生了好一阵子的气。“先不说改衣服的工序复杂，他们知道这里房租多贵吗？”

“陶记”店内面积约12平方米，现在每月租金5000元。“美美”位置更好，两层楼共12平方米，租金是7000元。“晓杭”租的是亲戚房子，相对便宜些，但逢年过节需要打点，实际成本也不算低。

除了黄金玉是上海人，其他4位裁缝都来自苏浙。居大不易，我从不同人口中听到同一句话：“开店容易守店难”。

这些年，实体经济受到电商冲击，改衣店接到的商场订单比以前少了很多。同“美美”仍保持联系的只剩3家门店。自姐姐去世后，赵建新就辞退另外两位阿姨，独自支撑这爿小店。5家改衣店里，只有“陶记”还雇人做工，其他4家都是店主单干。

同时，以“易改衣”为代表的互联网改衣品牌也在加速发展。它们提供更加便捷的改衣模式：消费者在线上下单，通过快递或平台方上门量体并收衣，把衣服送到各区域中央改衣工作室处理。相比之下，传统改衣行业的经营优势变得小了。

这些互联网改衣品牌努力把触角伸向实体改衣店。前两年，“易改衣”工作人员找到陶培青，向他了解静安别墅改衣圈子的情况。陶培青既不想透露内情，也无意加入互联网改衣阵营，这次接触就没了下文。

说到底，其实也没多少内情。除了张杰和赵建新是老乡，偶尔互相串门借点针线外，其他人之间基本没来往，只顾守着自己的小天地。偶尔从顾客那里听到些评价，说某位师傅手艺不灵，他们一般不吭声。就像张杰说的，“众口难调，管好自己的事吧”。

曾经积极投身时代浪潮的裁缝们，在面对新的浪潮时，不约而同表现出保守的一面。

陶培青认为，改衣店最大的危机不是房租，不是业务量在互联网冲击下减少，而是后继无人。新冠疫情暴发后，“陶记”停业三个多月。这段时间，他给自己放了一个长长的假，认真考虑未来。可是，思来想去只有“关门大吉”四个字。因为“现在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学裁缝了”。

家庭奋斗在密密的针脚里

采访接近尾声，一位年轻男士推门而入。陶太太惊喜道：“小李，你好久不来了，最近在忙什么？”

小李此行目的是要改小几件衬衫。由于健身卓有成效，他原先的衣服都不再合身，所以找陶培青帮忙。第一次来“陶记”时，小李还是一名大学生。8年过去，他的生活变了模样，与陶培青两口子的交情却越来越深。

每家改衣店都有这样的熟客。有人从少女时代开始改衣，到现在领着一个小小少女过来，让裁缝师傅修改女儿的衣服。改衣裁缝见证了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成长。

这也是他们不愿搬离静安别墅的另一个原因。

三十年来，陶培青见证了南京西路一带的巨大变迁。1990年，他从苏州来到上海。那时已是一名手艺过关的裁缝了，经人介绍到威海路幼儿园工作，专门为幼儿园里的教师和学生定做制服、表演服等服装，从此在这一片扎根。

他还记得，当时威海路还是远近闻名的汽车配件一条街。后来，威海路从汽配一条街变为文化传媒一条街，南京西路有了“梅泰恒”。武定路的张杰、凤阳路的黄金玉、曹家渡的晓杭，纷纷来到静安别墅。

静安别墅里的日子并非没有波澜。奶茶店、咖啡馆、理发店……这里开出的小店一度比现在多。但是这些商铺基本都没有营业执照，“陶记”等改衣店也是。

为了减少经营户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维护静安别墅优秀历史保护建筑的整体风貌，2010年开始，静安区相关部门针对“居改非”、无证无照经营等现象进行整治。到2013年，大部分违章商户都被取缔。那段时间，陶培青等人也有点忐忑。好在，因为改衣店扰民程度不高，兼有家庭作坊般的便民服务功能，最终被保留了下来。

城市管理中的温情片段，就此被记录在改衣店的成长史上。

尽管仍有许多困境摆在眼前，甚至自嘲“难登大雅之堂”，比不得上海著名的红帮裁缝，但静安别墅里的改衣裁缝们，还是靠着耐心、专注和坚持，赤手空拳闯出一片天。他们的子女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毕业后回到上海工作，方便照应父母。

这样司空见惯、却又屡屡令人感动的家庭奋斗历程，真实存在于城市变迁的缝隙里，留在时间密密麻麻的针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