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1986年，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发现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由此也奠定了三星堆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地位；时隔30余年，三星堆遗址再次迎来大规模考古发掘，更多的国宝重器陆续出土，时刻抓住学界和大众的眼球。

众所周知，考古学是一门极其专业的学问，发掘遵循严格的流程，研究遵守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规矩。向公众普及真正的考古学知识，是非常难的，需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还要有很强的转化语言、驾驭文字的能力。好的学者，不见得一定就能成为好的知识普及者。

关于三星堆的图书也并不少见，但要写出特点，在众多同题材图书中脱颖而出，并不容易。9月16日上午， 一场名为《追寻三星堆：探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的新书首发式在四川广汉、鸭子河畔举行。该书的出版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邀请到徐坚、许宏两位资深学者，谈论三星堆遗址的重大考古意义、学术与大众的沟通等等话题。这两位既是考古界的专业学者，同时又都擅长学科史公众读物写作。

《追寻三星堆》的作者团队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六位记者和主笔以及三位摄影师。他们以三星堆遗址为出发点和核心，对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诸遗址进行了踏访和追寻，带着公众的好奇与疑惑，深入其中并获得答案；对三位专家学者的访谈，更是提供了大量权威资料，破解了以往的很多误解和谜题。

他们的采访对象包括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前站长陈德安等学者，以及专家如北大文博学院孙华教授和社科院考古所施劲松研究员，从不同的角度，权威解读三星堆遗址，还涉及神话与史实、发掘研究历史和现状，更加深入地探讨了很多学术上的争议和大众的疑惑。

同时，除了三星堆遗址，对于它的“前身”宝墩遗址，和它的“后世”金沙遗址，也进行了深入采访考察；由此建立时间坐标，从比较完整的时空框架上，瞄准三星堆，而不是孤立地观察这一个遗址。

除了三星堆之外，在长江流域还有哪些与它同时期的发现呢？他们都是什么性质？与中原商王朝的关系怎样？如何理解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多元文明如何走向大一统？

带着这些问题，他们再出发，探访了盘龙城、汉中城固和洋城、新干大洋洲、炭河里等遗址，采访了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对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进行了介绍。这两部分的内容，以三星堆为点，长江流域为面，对该地区的青铜时代进行了鸟瞰，除了对重点考古发现做了展示之外，对上述问题也进行了不同来源的解答。

书中对三位专家学者的访谈，提供了众多权威资料，破解了以往存在的很多误解和谜题。

比如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的访谈，解答了目前对三星堆古城址的共识、如何解释城址“法天象地”的格局、为什么三星堆有这么多猜测和假说等问题。下篇开篇对考古学大家李伯谦先生的专访，已八十四岁高龄的李先生，讲述了自己几十年的考古生涯，特别是他如何将中原青铜文明和南方、北方各地青铜文明放在一起比较，鸟瞰整个夏商周的中国版图、建立一个宏观体系的，对读者来说，这是珍贵的分享。最后社科院考古所施劲松研究员的访谈，为我们描绘了长江流域青铜时代的文明图景，也为本书做了一个圆满的解答和收束。

上海大学历史系主任、考古学家徐坚，带领的团队参与三星堆3号坑发掘。在发布会上，徐坚说，从1920年代三星堆初次揭开神秘面纱，到今天已经将近一个世纪。而这一个世纪恰好是中国考古学的第一个世纪，因此三星堆伴随着中国考古学走过了第一个世纪。而且如果我们从学科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地点，典型的遗址。在这一百年间，我们对三星堆的认识揭示了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认识中国，我们如何认识中国文明。

许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二里头队队长。 他谈到，当下关于三星堆的书差不多有将近一百本，但《追寻三星堆》这本书以然有它的不可替代性，“不是抄一抄以前的东西就算了。三星堆的书还是一直在出，偏于理性客观平实的视角非常难得，非常值得一读。它的副标题叫做《探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谈的不光是三星堆。这样它告诉我们，三星堆根本不是天外来客。书里还做了地图表和年代系列表，可读性比纯学者做的书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