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并确定北京、上海、广州等9个城市作为全国试点。

如何客观、理性地看待“双减”？记者为此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誋。

崔允漷

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材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课程学术委员会副理事长；长期参与设计并推广国家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等。

一次强有力的纠偏

解放周末：“双减”意见出台后，各地纷纷推出了实施细则，引起了广泛关注。您的看法是什么？

崔允漷：中办、国办关于中小学的“双减”政策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是一种必然。自1952年起，教育部及中办、国办颁发的关于中小学生“减负”的文件，至今一共有50份，最多的是2018年，一年印发了6个“减负”文件。过重的学业负担剥夺了孩子的童年生活，严重影响到学生的健康成长，成为许多家庭的矛盾中心，形成社会焦虑，甚至危及国家未来。

从这一角度来看，此次“双减”有点像“重典”，它的价值与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双减”的落实，让学校教育回归育人初心，保障学校教育制度正常、健康地运转，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还儿童一个快乐的童年生活，促使他们健康、活泼地成长，成为“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的时代新人；让千百万家庭能够安心、安静且安稳地生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营造一种和谐的社会环境。

解放周末：是否可以说，此次“双减”政策是对日益严重的教育“内卷”的一次强有力的纠偏？

崔允漷：在近年校外培训市场中，不仅学困生在校外补课，学优生也在补课；不仅中小学生，连幼儿园孩子都在超前学，几乎到了“全民全科全程补课”这种难以想象的地步，这是极不正常的。校外培训作为派生的“另一个隐形教育系统”，规模庞大、体系完整、全面铺点、竞争激烈，不断炒作、贩卖焦虑，激起了家长及孩子们的“内卷化”竞争，已经造成几乎全社会的“教育纠结”与“培训焦虑”。

从这个角度讲，“双减”文件提出“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有很强的针对性，既是深思熟虑的，也是从长计议的。

值得一提的是，补课也可能是因课内学习不足需要在课外获得补充教育的学习行为。“双减”政策并没有规定完全不能补课，在周一到周五的课后，学生照样可以按需补习。我们应该认识到，“双减”减的是校外过多、过早、过度的培训负担，和校内过重的作业负担，特别是过多的作业量和作业时间。

解放周末：怎样的负担称得上“过多”“过早”“过度”？

崔允漷：所谓“过多”是指校外时间学生几乎人人在补课、门门在补课、年年在补课。“过早”是指年龄过早，幼儿就开始上补习班；打破正常的学校课程安排，提前教学。“过度”是指教材内容反复学习、机械作业重复操练、学业负担过于沉重。

解放周末：有些家长认为，不补课、少补课后，“牛娃”受影响不大，但“普娃”受影响较大。您怎么看？

崔允漷：站在国家义务教育政策层面来看，不论是“牛娃”还是“普娃”都应获得同等的入学机会，享受统一且基本的课程教学。当然，从最终的学习结果特别是考试成绩来看，不同孩子的成绩一定会有差异，而这种差异可能是多种因素导致的，补课只是缩小差异的一种方法。而且，要慎重的是，过度补课有可能会起反作用，即因厌学反而扩大学生间的成绩差异。

关于“牛娃”与“普娃”，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他认为，人的智能有9种：语言、数理逻辑、空间、身体—运动、音乐、人际、内省、自然探索、存在。不同的孩子存在不同方面的智能发展倾向及优势。从教育的角度看，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普娃”和“牛娃”，而是要发现并鉴别出不同特性的娃，并按其特性施教。

作为家长，要尽可能创造各种机会或情境，使孩子有充分的表现与表达机会，观察、发现其智能发展倾向及优势，然后再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因材施教，而不是一味地盯着成绩，与“别人家的孩子”比高低。

从学校课程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学生一进学校就要开始分科教学，其目的之一也是让教师和家长逐步了解孩子在学习不同学科时的表现，分析其优势学科，推论其优势智能，提供有针对性的发展机会或教育建议。换句话说，了解小孩智能发展倾向远比给小孩贴上“牛娃”“普娃”的标签有意义。

别把一个班学生当一个学生来教

解放周末：“双减”实施后，北京、上海等地将控制作业总量，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三至五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则不超过90分钟。

崔允漷：作为落实“双减”政策的一项举措，提出分类控制作业总量，提高作业质量，要求作业“少而精”，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是有底气的表现。

我们团队的调查研究表明，上海一至九年级学生校内作业负担整体适中，这是上海市教委及所属教研室近年一直探索减轻作业负担问题所产生的效应。进一步说，教师如果继续探索高质量的作业，如依据课程标准，与目标匹配，作业难度适中，作业类型多样态，作业呈现方式趣味化、可选择，指向促进学习的批改，有针对性的反馈……相信学生不仅可以学得更愉悦，而且能学得更有意义。

解放周末：“双减”意见规定，不得按考试结果给学生调整分班，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在这一情况下，如何兼顾不同水平层次的孩子，全面培养他们的核心素养，也对教育提出了挑战。

崔允漷：摇号入学、禁止分快慢班或重点班等，是国家义务教育的法理使命，体现强制性、公益性与统一性，也是国家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利于保证每位适龄儿童、少年享有同等的入学机会和统一的课程学习。

另一方面，学生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根据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这种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智能优势的类别差异，二是每种智能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对教育者而言，不是通过教育让某个学生9种智能都发展得很好，更重要的是发现每个学生到底更擅长哪种智能；不是一发现某个学生哪种智能有缺陷就想着要“补短”，而应明白后天“补短”的作用是有限的，要在确保短板基准的基础上努力“扬长”。

教育者一定要意识到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后天所有的努力不是消灭差异，而是缩小差异。我们应在保证基本的课程学习基础上加强对于学生智力发展倾向及个性化发展的关注，落实因材施教、因人导学。

解放周末：在这样的教育过程中，教师的作用和影响极大。

崔允漷：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否认教师在提高学生成绩、促进学生发展中的作用。教师首先要有理想信念、仁爱之心，致力于学生的学习与发展，学会公平地对待因学生智能倾向类别与智能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导致的学习差异。事实上，不同的学生一定有不同的学习，一个班40个学生就有40种学习，千万不能把一个班学生当一个学生来教。

从专业的角度看，教师要关注班级中的学生差异，而且要学会处理好“异”学习，来解决“差”学生的问题。“异”是导致“差”的主要根源。因此，教师要采用多样化的处理“异”的方法，让更多的学生在课堂中进行真实的学习，努力减少“不学习”“虚学习”“假学习”的现象，以确保落实国家课程的共同要求，在此基础上，努力创造有挑战性的学习机会，让不同智能倾向的学生有不同的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家长及社会不能过高地要求教师在提高学生成绩上的作用，不能只拿学生考试成绩来评估教师的专业实践。考试成绩是一果多因，教师只是影响学生成绩的一个因素。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先天或天赋的因素可能比教师对成绩的影响还要大。

教师不仅要会教学，还要会评价

解放周末：按照此次“双减”要求，中小学的考试次数也将被大幅压缩，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考试没了，该如何考查、评判学习效果？

崔允漷：这种疑问在一个“好评但不会评”的环境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考试减少，不等于评价减少或者不评价，而是要求评价方式的转型。

毋庸置疑，有课程，就必须要有评价，没有评价等于没有课程，没有课程就没有专业化的教育。教学与评价的关系，犹如驾驶与导航。没有导航，驾驶无法实现目标导向，不能找到正确路径，容易误入歧途。同理，没有评价的教学很容易在课堂上“开无轨电车”，很容易导致“教师教完了，学生没学会”。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始终要伴随着评价，始终要做到教学评一致。

解放周末：过去，学生学得好不好，做一张卷子就知道。

崔允漷：传统的纸笔考试对于掌握知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评价手段，但现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经超越掌握知识阶段，强调发展学生能力、培育核心素养，注重真实情境下的问题解决。与这些目标或学习结果相匹配的评价方式除了纸笔考试，更重要的是表现评价、过程评价、综合评价、增值评价。

即使是纸笔考试，命题方式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可能是这样的：教材把一只狗分成头、身体、四肢、尾巴来编制，教师这样教，学生这样学。考试时，狗头考“了解”，狗身考“记住”，狗腿测“理解”，狗尾巴测“简单应用”。这种所谓的“双向细目表”考出来的结果很可能是“学生考了100分，但不知道什么是狗”，考查不出学生的知识整合能力和核心素养。

因此，新课标、新高考倡导的命题方式是“在什么情境下运用哪一类知识能做什么事或完成什么任务”，突出试题的应用性、实践性、情境性，评的是关键能力、必备品格与价值观念。

解放周末：除了纸笔考试，具体而言，我们还可以采用哪些评价方式？

崔允漷：如何评价学生学会了没，方式方法有很多。比如，课堂提问、创设活动、布置任务，这些不仅是教学行为，也是获取学生学习信息的评价任务。学生回答、板演、活动参与、实验演示、作品展示、角色扮演、朗读演讲等，不仅是学生的学习行为，也是课堂目标达成的证据呈现。

目前，我们极力倡导与素养目标匹配的表现评价，采用构答反应、产品制作、行为表现三大类型的评价。再如，上海今年在全国率先探索在中考时考实验，就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

还有，要将新技术积极融入评价中。现在有了5G、AI、云储存、可穿戴设备等，可以让以前认为不可能的数据获取过程成为可能。随着“双减”的落实，纸笔考试次数要减少，要多探索对学生的表现评价、过程评价、综合评价等。

解放周末：对教师而言，不仅要会教学，还要会评价。

崔允漷：确实如此。当前中小学教师从培养到培训都不够重视教师评价素养的培育。

十多年前，我去英国伦敦一所初中考察，看到一个班共二十来个学生，就有两个教师，一个在教学，即上课；而另一个在做学生管理，看哪个学生没在听课，就会过去管一管。我当时就在想：如果在中国，一个老师不仅能管20个学生，就是40、60个学生也能管得住，而且有些老师还教得挺好，这大概归因于课堂教学能力。

然而，如果我们与英国的老师相比较就会发现，他们能对照国家课程标准，自己开发具体方案，即包括目标、内容、实施与评价的教学方案，然后边上课边评估，边调整自己的教学决策，芬兰教师差不多也是这样。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有的老师是不看课程标准上课的，结果就是教教材；有的老师一离开教科书就无法站上讲台，研究性学习课程难以推进就是一个实例。

当然，这不能全怪老师，这里面有我们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的因素。21世纪以来，一些教师在培养阶段接触到一些关于课程、评价方面的知识，然而没有学懂弄通；毕业之后一到学校，接受一线老教师的指导，有的老教师只会教新老师上课。教师之间代代相传的几乎就是教学素养和上课能力。推进“双减”如果要取得预期效果，可能亟须加强对教师课程、评价素养的培育。

正确认识考试分数与学生成长的关系

解放周末：教育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性大工程。“双减”要达成目标，离不开社会各方的支持与配合。

崔允漷：是的，社会各方都要充分认识到此次“双减”的重大意义，在这场大规模的变革中积极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少点推诿，少点观望。

此外，一定规模的变革必定会涉及利益的再分配，进而涉及关系重建与文化再生，需要当事方识大体、顾大局，共同推进“双减”政策的落实。

解放周末：您觉得当前我们亟须改变哪些观念？

崔允漷：有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再次呼吁一下，那就是：全社会都要正确认识考试分数与学生成长的关系，消除“分数综合征”，即对分数的强迫感与依赖感。

这包含了三层内涵：

一是过于频繁的考试和分数只会给学生带来同学间的比较压力，而没有带来更好的学习。譬如，我这一次考了80分，对我后续学习有意义的不是这80分，而是被扣掉的20分，学生、老师和家长更应该关注这20分。然而，老师或家长如果单纯地关注分数，且过度地与别人比高低，给学生带来的只是压力，而没有更好的学习，也就无从谈及提高和进步。

二是认识到“总分”的意义是十分有限的。学习是分科的，因此考试也是分科的，几门功课分数相加就有了一个总分。简单地说，语文考1分，数学考1分，英语考1分，结论就是总分得3分。换句话说，你有1美元、1日元、1元人民币，就说你有3元钱，这样的“总分”能说明什么？其意义只有在大样本选拔人才必须进行简单比较时才能体现出来。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如果该“总分”没有给学生带来更好的学习，那就是没有意义的。从这一角度而言，我们必须要克服对分数的依赖。

三是“补课焦虑”的根源在于既不科学也不合伦理的分数使用。逢考就给分，一有分数就泛用、滥用，不仅苦了学生和家长，也害了教师和学校，即用学生的分数来评价教师、学校的表现和成就。站在教师的立场，如果要简单化地用分数评价教师的业绩，那教师不“造分”、不追求分数行吗？如果你我去当教师，保准也是这个样。

因此，我们能否一起努力，在学生平时学习或测验时少给分甚至不给分？如果一定要给分，那么能否对评价数据的使用建章立法以避免泛用或滥用？就形成性评价而言，如果老师给的分数没有帮助学生后续实现更好的学习，那分数对育人的副作用很可能会远远大于积极作用。

解放周末：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消除“分数综合征”，其实是在推动教育的本质从分数回归到“人”身上？

崔允漷：是的。耶鲁大学老校长金曼·布鲁斯特认为，相比于学习成绩，领袖精神才是决定成就大小的关键因素。领袖精神包括能力、进取心（坚持目标的毅力）、道德感、天赋。蔡元培先生也在《中国人的修养》一书中说道：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健全的人格修养。

让教育回归育人初心，应该是我们每个人“把灯关掉之后”重新想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