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热潮中，上海几乎所有的影片公司都不约而同地迅速组织人员和设备奔赴战场拍摄纪录片。

我们之前对上海纪录片的历史了解甚少，而开风气之先的上海恰恰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也是中国纪录片的发祥地。近日，资深纪录片导演、撰稿、制作人，现任教于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的李涛，在孜孜不倦地追索、思考过后，出版了专著《源流与嬗变——上海纪录片百年史述》，我读后深为中国早期电影从业机构和人员的文化抱负以及使命担当而感动，他们在中国电影初入商业化之时，不为利益驱动，尽管无利可图，仍然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拍摄纪录片，以此为历史留下见证和纪念。正是因为这样的情怀，所以在抗战的热潮中，上海几乎所有的影片公司都不约而同地迅速组织人员和设备奔赴战场拍摄纪录片。

现在可以查到的这批抗战纪录片有：明星影片公司的《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上海战地写真》《上海之战》，联华影业公司的《十九路军抗日战史》《暴日祸沪记》《港沪抗日将士追悼会》、天一影片公司的《上海浩劫记》、惠民影片公司的《十九路军光荣史》、亚细亚影戏公司的《上海抗敌血战史》、暨南影片公司的《淞沪血》、慧冲影片公司的《上海抗日血战史》、锡藩影片公司的《中国铁血军战史》等等。当我读着这些电影机构和其所摄纪录片的片名时，犹如用手一一触摸镌刻在大理石纪念碑上的铭文。

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当时，设在虹口、闸北和江湾地区的电影公司及16家影院皆毁于炮火，但是，电影工作者受十九路军彰显的中国人民不畏侵略的精神感召，勇敢地冲向前线，记录下可歌可泣的淞沪抗战中的血与火。明星影片公司的《上海之战》记录了十九路军在闸北抵抗日军的战况以及上海各界人民群众慰问和支援抗日将士的情形。据当时《申报》报道：“明星公司当摄制此片时，不仅冒万险，而全公司其他摄制工作为之停止者，竟有三星期之久，足见牺牲之大”。影片完成后，连映12天，打破了许多剧情片的放映纪录。影评人江寿伯发表了观后感：“驱车光陆戏院，默坐两小时，觉此片摄制之匪易。而参以剧情，益觉曲折有致。我故曰：恃以作抗日宣传可，即以为吾人之暮鼓晨钟亦无不可。”

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淞沪会战，是抗战中最重要的战役之一，上海纪录片依然没有缺席。民新影片公司的黎民伟、徐长林、朱树洪冒着生命危险，手持摄影机，将上海被轰炸后的惨状、市民惊慌逃难的景象、日军的残暴、中国守军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情形等，一一摄入镜头，并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剪辑成片，配音完成长度为26分钟的《淞沪抗战纪实》。该片创作者在片前加了这样的说明字幕：“本片使海内外同胞明了抗战意义，与一般有结构情节之片性质迥异，幸观众以新闻片视之。”这个说明意在强调影片的纪实属性，但我觉得这也是纪录片创作者用影片向观众发起的有力“号召”——直面现实，同仇敌忾，一同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淞沪抗战纪实》这部珍贵的纪录片的拷贝，已由黎民伟后人无偿捐赠国家。

抗战炮火中的上海纪录片广受欢迎，一方面证明了纪录片的渐趋成熟，呈现出更加鲜明的现实主义美学特征；另一方面，经过炮火的洗礼，纪录片工作者将个人的艺术创作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为现实生活所激动，对人民的现实处境给予极大的关注，从而确定了上海纪录片的初心。《上海之战》的导演程步高说：“‘一·二八’的大炮轰醒了我。那几天我为了拍新闻片，在江湾，在闸北跑，耳朵所听见的是帝国主义的炮声，眼睛所看到的是残暴的屠杀……因此我那疲倦而颓丧的人生受着了极大的刺激。我有了新的感觉，我有了坚定的自信。”这样的肺腑之言历经岁月的滤透，今天听来愈加真切和感人，因此，李涛对包括抗战时期的上海纪录片的源流追溯是值得称赞的。（简平）